来自语录体的常识（一）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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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语录体是最像鸡汤的一种文本，但鸡汤的问题不在于其格式，而在于其内容与逻辑，其内容不能将人导向更高的能级，其语录与语录之间无法建立缜密的逻辑。而论语，老子等也是语录体，尼采的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是语录体，却成了哲学名著。

语录体的好处在于简单易懂，也能很快的被记住，便于为大众普及常识。但这也同样是语录体的坏处，没有一个内在的体系。

所以读者阅读语录体，需要自己抓住其中的逻辑。需要自己把这些只言片语组织到自己的认知地图中，而不是只记住这一句话。

**梁文道曾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鸡汤是在普及常识，这是件好事，但要警觉常识间的自相矛盾，常识与事实的南辕北辙。

既然是说常识，就先从梁文道先生的《常识》一书说起，下面的句子来自于《常识》一书。

有人说：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问一友人，对方淡然自若地答：因为幸福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的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很多学者形容纯粹的恶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娜·阿伦特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再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 这些“反x”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

我们不应该抽象的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简单的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她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至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以下来自梁文道的《噪音太多》

中国人的学史态度因此造成了“历史重复”的诡局，因为你越想把对于过去某段事件的理解搬到今天，你就越发现你今天面对的很像前人的经历；于是你就很自然地把前人的作为当作今日行动的指导。结果经过你的实践，未来就变成历史的重复了。所以老板和领导爱读历史，运用在里头学到的权谋术数，使今天的办公室政治活像一部宫廷斗争战。由于在各个阶层各个机构的掌权者都爱历史，所以他们制造出来的世界就跟两千年前的世界本质一样。既是如此，后来者就更觉得历史果然重复，学史果然有用，“以史为鉴”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都喜欢历史，都喜欢强调过往历史和今日世界之“同”而非其异，我们就把老祖宗的经历当成了缔造未来的指标了。

我们历史解读的重点是某些关键人物在某些关键时刻的抉择，我们看重的是个人多于社会。说到“以史为鉴”，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一、人性不变，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帝完全可以在今天复活，两千年后的掌权者同样能在秦代呼风唤雨；二、社会背景的变化只是最表层的差异，除去礼仪意识和建筑，从前的某个局面很有可能重现当前。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才能把历史上成王败寇的原理搬到今天运用。

“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威吓整个国家，除非我们都是他的共犯。”壮哉斯言，如果一整个国家都能陷入恐惧造成的疯狂，那一定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责任，而是全体国民都成了“共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人敢不去同流合污，甚至做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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