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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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但人多口杂，话题总会偏楼，人一多，道德优越感也容易形成。其实这篇短文想提倡的也就两点。第一点，我们讨论时就事论事，关于一个话题，只说相关的，不说好说的；第二点，说什么都不要自带道德崇高的光环，关动动嘴就是道德楷模，你以为英雄是纸糊的啊。
首先就就事论事的说说在同性恋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我尊重所有同性恋们的决定，祝福他们的爱情。可我也知道婚姻是关于契约与福利的，既然如此，那么异性恋群体就有权利去反对同性恋合法，他们的论据，可以是有理有节逻辑自洽的。支持同性恋的人没必要以爱与自由的名义去在道德上群嘲那些保守派。同样的，保守派的论据也只应该局限在福利上，以宗教的神圣性去反对同性恋，是同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对于一项社会问题的讨论，应该站在效用主义的角度去理性的看，不含成见的站在最新的科学成果上去考察这个制度安排是否能为更多数人带来幸福感，如果能，那么下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否应该由高院或者政府来确定，这么做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如果我们有一套严密的逻辑能说明为何我们的提案能为全部人带来的更多的幸福感，或者我们认为为何这项提案会损害更多人的幸福感，我们说出自己的论据，争辩是少数人结婚带来的幸福感更强大还是大多人觉得自己珍视的婚姻观念被玷污了带来的不幸福感强，这才是就事论事。将同性恋合法化当作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片，拿出人兽多人婚姻作为例子，这就不是就事论事，一面扯出爱与自由的大旗，一面又拿着旗杆去打击那些只爱异性恋的人，也不是就是论事。爱与宗教，都是可以争论的，都不是天生就可以横扫六合的。
幸福感，虽然不可触摸，却是所有人都会承认的“通用货币”，凡事争论效用，而不是争论道德，才能让我们的讨论更有建设性。胡适所说的“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在当今更是适用的，如果要加上，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就在于有了更多稍微严谨一点的心理学生物学研究，这些被科学共同体认可的研究成果，理应让我们对道德的讨论更加理智，而不是相反。
下面的句子来自 胡适的 文章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是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查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跟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先贤之语，字字珠玑，诸君当及时勉励，要做聪明人，不要做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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