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系统中的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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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论是权谋术还是高管的股权激励，在一个复杂系统之中，都有事与愿违的风险，也就是所谓的backfire。明清之际，帝王的权术达到顶端，而帝国的运作也随着官僚集团的阳奉阴违而陷入低效的陷阱，制度成本激增，无论是明朝的嘉靖还是清朝的嘉庆（这里参考罗辑思维中讲嘉庆和嘉靖的俩期)，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深入骨髓的腐败层出不穷，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对官僚阶层传统的激励手段已失去了效力,即使皇帝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巩固皇权，但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也会努力使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这一目标却由于激励手段的失败而使善政变成了苛政。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王安石心中住着猛虎，忍不住了要将其变为苛政猛于虎，而是因为王安石任由的人在执行新法时出了问题，还是因为王安石没有及时得到准确的反馈。走向极权只是表象，明清两朝的极权，与儒家价值观对皇权的制约也有关联，皇权看似坚不可摧，却被官僚集团的价值观以一种无物之阵绑架，回到激励问题。在没有私有权利的地方，你无论挂出多大的红萝卜，祭出多粗的大棒，人们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而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则会导致短期的拉高股价，导致公司以牺牲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的虚胖。目前有很多研究已证明金钱上的激励不一定会按比例的提高工作效率，也证明金钱激励不会提高工作的质量，在一些需要创造性和团队协作的工作上，金钱的激励还会降低工作效率。而这本质的原因也是类似的，在没有对外界环境有一个准确而完整的内在模型之前，你所有的激励方案只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具体来说，如果公司的员工对公司的整体战略都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也不清楚各部门的职权，只知道将自己部门的业绩报表做好，自己多拿一点奖金，那么你无论是给员工股权激励，还是绩效工资，都是大同小异。
你也许会说“在组织行为学中，激励主要是指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通过激发和鼓励，使人们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使之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动机按起因不同分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文中的胡萝卜大棒和股权，都属于外部动机。之前有心理学方面的文章论述过激励内部动机如自我需求的满足比激励外部动机更有效。”可这不仅仅是我想说的，这只是结论，不是机理。
以上俩种对问题的分析，还是在各自本身的历史环境下对现象的分析，而通过临界态这个概念，可以为以上的问题构建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解释上文提到的激励方式的失败的原因，并为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手段提出预测。所谓临界态，是自然界中的一种普遍的涌现特征，其来自与微观个体的互动导致的宏观系统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状态下，系统即保有记忆有具有可塑性，这使得宏观系统整体上对外界的刺激表现的很稳定，但对内部成员来说，则是朝不保夕的，就如同人体的细胞会不断更新替换一样，宏观上处于临界态的系统在微观上来看，其每个个体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剧烈的变化中，由于系统中长程关联的存在，使得从单一目标出发对系统中的个体进行激励，都会破坏系统整体的临界性。这也是无论权谋术还是股权激励之所以失败的本质原因。处于临界态系统中的个体，需要在其内部建立一个准确的关于其所处的宏观环境的描述，这个描述越贴近实际，越具有预测能力，这个个体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就越强，同时系统整体的稳定性也就越强。而单一的激励手段，则会扭曲被激励个体的价值体系，从而降低系统全局上的多样性与异质性，这是为何单目标的激励手段会摧毁系统的临界状态的原因。
具体的来说，先说中国历史上这一治一乱的千古循环。所谓治世，就是整个社会已经处在了临界状态，人们大多知道明天要做什么（有一个还算靠谱的对于社会的模型），局部天灾不会全国的骚动，因为地方到中央的管道还算通畅（长程关联），整个国家的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但也有学者去批判古书中的道理，却不至于到了破四旧的程度（记忆与可塑性的平衡）。这是不论在民主还是极权下，普罗大众们都渴望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们看看一步步这幅图景是如何被权谋术的逻辑链条不可避免的毁掉的。
链条的第一步是一种单一的价值观，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这种价值观烙印在每一人心中，那么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只剩下科举取士这一条路。由于有大量的候补队员，那么在位的官员的压力也会更多的从实现政治理想变为维持权利，而要维持权利，需要的则不是对下的负责，而是对上的展示，于是地方到中央的通道变得堵塞，地方的天灾变成了向中央要银钱的借口。逻辑链条的第三步是由于官员们以独善其身为目标，那么最高权力者就无法通过绩效来激励官僚阶层，无论奖惩，他们都会水火不侵，没有办法，只好挑动一拨官僚去攻击另一波官僚，而这俩波官僚，则会为了区分彼此，无中生有的创造出两种越来越极端的文化，这俩波官僚集团轮流执政，但整个国家却如翻烧饼一样，被俩种极端的文化冲击越来越难以维持正常的营生，这带来了逻辑链条的第一步，也就是越来越多的皓首穷经的读书人。直到这个国家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其人口，从而带来战乱和一个新的王朝，人们在战争中获得的活力与思想上的解放，又随着新一轮的单一激励的洗脑而再一次进入的死循环。中国为何没有近代科学的萌芽，与科举制度的流毒，不无关系。欧洲的贵族们可以在家钻研理论，而中国，即使贵为皇亲国戚的贾宝玉，也只能去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对于近代科学的萌芽，毕竟是个较为宏大的命题。整个社会的观念不同，重农轻商，视工程技术等为奇淫技巧之匠，科举所膜拜的也不是学术，而是权力、权术，其考试不过是考察语言能力以及对权术的学术包装。这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只是顺带说起。
类似的逻辑可以解释金融危机，虽然这种解释只抓住了一个层面。但单一的激励，却无疑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当你的职位被无数的常青藤博士所觊觎时，你心中想的不会是我贷款给的那个单亲妈妈能否还的起，而是我这月的业绩，激励与竞争，这两个被资本主义奉为圣像的概念，会冲淡了人的同情心同理心，而人与人间的长程关联，正依赖与这种同情心。为了使一个系统维持在临界态，需要系统中的个体存在着弱链接与长程关联，而这种关系的生理基础在于你会对一个陌生人的痛苦不会视而不见，而是愿意为了消除这种你根本没有体会到的痛苦去做出些许的牺牲。亚当斯密之所以在道德情操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的提出同情的重要，正是因为同情心对与维持临界态的人群组织不可或缺。而当代的行为经济学早已证实，金钱的激励会挤掉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就像实验中去幼儿园接孩子迟到的家长交了罚款后来的更晚了，当金钱介入后，道德与同情心就失去了话语权。而当大多数人开始以金钱的价值去衡量一切，与用权利去当作成功唯一的标杆类似，就会启动上文提到的逻辑链条。
最后谈一谈互联网时代下的激励。不必细说，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长程关联，也提升了价值观的维度，情怀的出现，无疑是之前被压抑自我实现维度的显性化，当人们觉得在一家有情怀的公司上班，比去一家工资高的地方更能给我们幸福时，这个国家才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
总结一下，这篇要说的其实很简单，就俩句话，内在动机比如成就感好奇心很重要，金钱权利的激励用过头了肯定会出大事。可这样的总结，不一定代表你理解了这俩句话，读过了写大脑处于临界态的论文，再看过了历史上的兴亡，从中找出这俩件事最大公约数，不仅是件有趣的事，还会启发不同背景的朋友思考下之前不是那么清楚的结论，随便交到新朋友 何乐不为了。年少轻狂，我们不求结论的正确无误，只希望不负少年头，做好玩的事，至于能否顺带能有意义，更是不做奢求。
感谢 徐馨，晓冉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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