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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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成一种理性的动物。这却在最近受到了不少攻击。

攻击的一部分来源于神经科学。漂亮，五彩缤纷的fMRI(功能核磁共振)脑图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通过神经元活动观察自己的心理，并且通过观察这些脑图，我们越来越有能力看到他人的内心活动了。另外很清楚的是，对大脑的创伤可以伤害我们人格最核心的方面，比如做出道德判断或者抑制错误行为的能力。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心理生活的神经学基础意味着理性考虑和自由选择都只是幻想而已*。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只是我们大脑的产物，因为我们大脑的所作所为被物质的世界与物理法则决定——也许还混着一点量子不确定性——看似这里并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就像作家与神经学家Sam Harris所说，我们只是“生物化学的傀儡”。

这个对人性的理解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有很大出入。我们当然感觉我们有所选择，好似我们为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纯粹是物质的存在这个想法和古老的区分心灵和身体的概念有冲突。大部分宗教信仰就是基于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就像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休息的兔子》*里展示的一样，当兔子在和他的朋友Charlie聊Charlie最近的手术：

“猪瓣膜。”兔子试着掩饰他的反感。“很糟糕吧？他们把你的胸腔打开然后让你的血流过一台机器？”

“小菜一碟。你被麻醉得什么都感觉不到。让你的血流过一台机器有什么问题吗？不然你以为你是什么，小子？”

一个上帝造的独一无二的，带有永生的灵魂的东西。一个优雅的媒介。一个善与恶的战场。一个天使的学徒。。。

“你只是一个软乎乎的机器，仅此而已。”Charlie坚持说。

听到那个仅此而已，我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但是压倒性的证据都支持Charlie是对的。我们是软乎乎的机器——让人惊叹的机器，但依然是机器。科学家们没有在物质世界的事件怎么产生意识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很少有人还在怀疑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心灵是同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对理性的攻击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上百的研究显示我们意识不到的因素会影响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比起站在墙边的大学生，在一瓶洗手液旁填政治意向调查的大学生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政治保守。路过一个面包房的购物者，比起其他的购物者，会更加可能愿意为一位陌生人找零。受试者更倾向于喜欢那些简历被放在更重的夹纸板上的应聘者。在看过一张黑人的照片之后，自认为平等主义的白人在时间压力下更可能把一个工具当成枪。

Illustration by Stephen Doyle

在现代的一个经常不被提起的弗洛伊德的再次流行中，许多心理学家从这种发现中得到结论说潜意识的关联和态度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着强大的影响——而我们的意识所有的选择权基本上是多余的。“不清楚的是，”贝勒大学的神经科学家David Eagleman写到，“到底有多少事情有意识的你——相对于基因和神经学的你——能够决定。”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提出我们应该拒绝我们能控制自己的决定这个想法，替而代之的应该是把有意识的自我想成一个在被要求辩护客户的行为的时候，为已经做出的决定提供事后辩解的律师。

这样的陈述产生了激烈的反应。很多人觉得它们象征着敌对灵魂的一种尝试：一个对于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常识的攻击。他们经常用神经学垃圾，给大脑的色情片和（对于英国人）*神经学的一派胡言（neurobollocks）*这样的词汇来进行嘲弄。很多人，比如小说家Marilynne Robinson和作家与评论家Leon Wieseltier论述说科学已经不合适地跨出了它的领域，也失败于捕捉人性浓厚和超然的本质。作家，临床神经学家Raymond Tallis担心这些理论暗示着人类和动物没有实质的区别。他在《*模仿人类（Aping Mankind）》*里论述说，这样的观念“不仅在理智上失职，还很危险”。

大体上来说，我站在神经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那边——意料之中，毕竟我自己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在计算认知科学，行为基因学和社会神经学的工作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关于人性的领悟。但是，我确实担心我的很多同事激进地过于夸大了他们的发现的含义。基因的你和神经学的你不是有意识的你的替代品。他们是他的基础.

知道我们是物质的存在并不会告诉我们太多。更加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物质存在？

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有的时候是生物化学的木偶。在2000年，一个普通的维吉尼亚州居民突然开始收集幼儿色情片，还对他青春期未至的女儿进行了性骚扰。他被判决在一个康复中心度过时光，然而他最后却因为对员工和病人的性骚扰被赶了出去。下一站是监狱，但是他被关进去前一天晚上，剧痛难忍的头痛让他被送进了医院。医生们在他的脑中发现了一个大肿瘤。他们切除肿瘤之后，男子的性瘾消失了。几个月后，他对幼儿色情片的兴趣又死灰复燃，一个扫描显示他的肿瘤又长回来了。当它再一次被切除之后，他的性瘾再一次消失了。

我们有丰富的其他生物化学木偶的例子。一个用以治疗帕金森综合症的药物可以导致病理性赌博；迷奸药可以产生一种机器人一样的顺从；催眠药可以导致一个人再睡着时暴食和开车。这些例子——其中一些在David Eagleman 的*《Incognito: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在大西洋月刊2011年七到八月的期刊中节选过)被详细讨论——让我们产生兴趣却也让我们烦恼，因为他们包含了与日常有意识选择分离却又重要的行为。当受害者回到正常的时候——药品失效了；肿瘤切除了——他们真诚地感觉他们自己受影响时的欲望与行为并非是自己的，而且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

对于Eagleman来说，这些例子强调了我们对于一个能够把我们越来越了解的大脑科学考虑进去的司法系统的需要。他论述到，我们需要的是“从归咎到生物学的转变。”这十分合理。在决定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时考虑进一个肿瘤的存在不是什么神经学的一派胡言。

但是有些事例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哲学家——以及法官和陪审团——可能不会同意一个小时候有过可怕虐待经历的成人是不是像有肿瘤的人一样不应该承担责任。如果虐待经历可观测地改变了一个人的大脑，并移除了他做谨慎决定的能力，这件事应该被当作一个缓和罪行的依据么？那么那些没有同理心和同情心能力的人，比如说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呢？他们缺乏这些能力这个事实是不是代表着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残酷行为负责？

那么那些没有同理心和同情心能力的人，比如说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呢？他们缺乏这些能力这个事实是不是代表着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残酷行为负责？

其他的事例更容易判断一些。要看到一个黑手党杀手的冷血计划和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奇怪行为的心理区别并不难。当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你的行为被物理法则决定，但是除非你被下药了，或者有把枪在你的太阳穴上，或者你的行动受一个脑瘤影响，阅读是你自己所选择的。你有做出那个选择的理由，你也可以决定停止阅读。如果你现在应该在做别的事情——比如说去学校接一个孩子，或者在一个地方站岗——你要为你继续阅读的决定负责。

一些决定论者会拒绝这些。他们说，“选择”停下（或者其他任何选择）这个想法隐含着一个神秘的超越物理世界的能力。很多人对选择的认知就是基于这种神秘能力的，而我也同意这些决定论者，这些人错了。但是比起抛弃选择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澄清他。这个世界确定性的本质是完全能够兼容有意识的抉择和理性思考的——用可以分析不同选项，可以建立用逻辑链接的论述，可以用事例与类比来推理，以及可以对于一个行为意料之中的结果，包括道德结果，做出反应的神经系统。这些进程是所谓选择的本质，同样，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个概念也完好无损。

但是哲学的范畴到此为止，接下来是心理学。也许我们是一种可以使用理性和做出选择的物质存在。但是心理学家不是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是错的，理性只是一种幻觉么？我在这篇文章开始时用的那些科学发现——包括面包房和利他主义的意外关联，或者简历重量和对应聘者的判断之间的关系——经常被用以展示我们日常的想法和行为是怎么不被意识控制的。

这类的研究产生了许多的争论，这也不让人意外：很多这样的发现都是脆弱的，他们被重复测试和机会主义的统计分析增强，他们也缺乏可重复性。但是许多研究展示了坚固的，统计学上显著的关联。然而，统计学上显著并不意味着实际上显著。就因为在一个有对照的情况下什么事情会造成一个影响，并不代表他在实际生活中影响深刻。你对一份简历的印象也许会被一个重的夹纸板稍稍改变，这告诉了我们感官体验是怎么影响我们给出的社会评价的。非常有趣的东西。但这不意味着你在现实生活中对应聘者的判断和你做判断时手上拿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对于应聘者的经验和资历这些无聊却有关的考虑可能会重要得多。

来自Topos Graphics的插图

有些时候微妙的影响可以很重要，有些时候研究确实值得开记者招待会。很多研究是有实质意义的，比如在学校进行民意调查的人得到的结果更可能支持用以投资教育的营业税。或者法官们越久没有休息越可能拒绝犯人的假释。或者人们用大盘子的时候会给自己盛更多的食物。这些影响，即使他们很微妙，可以造成实际影响，特别是当他们影响投票，司法和健康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存在并不威胁自我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这个概念。不同意这一点就好似因为盐可以给食物调味，得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调味这个结论一样。

对于刻板印象也一样。上百个研究发现了人们，包括那些宣称自己是平等主义者的人，会仅根据别人是男是女，是黑是白，亚洲人还是犹太人对他做出判断。在现实中，这些判断也会造成后果。他们帮助决定雇主怎么看待应聘者；他们激励小孩和一些人交往，而不是其他人；他们影响警官是否对一个人开枪的决定。这些发现很重要。但是就像罗格斯大学的心理学家Lee Jussim在他的新书*《社会认知和社会现实》*里提到的一样，这些研究的实际含义和很多人以为的不一样。

首先，我们应用刻板印象的方式是有限制的，主要是针对陌生人。当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被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影响的程度比被他或她所在的类别影响的程度大得多。我们也惊人得了解自己的刻板印象。问问人们他们对于同性恋男人，老人，或者律师的刻板印象，他们会告诉你的和在潜意识偏见的研究里社会心理学家的发现结果基本上差不多。而且，很多刻板印象是准确的。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男人确实比女人更倾向于暴力和性骚扰。如果你需要快速判断站在你要走向的街角的陌生人给你的威胁，你很可能依赖这个刻板印象，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你这么做也是对的。

这些不是在捍卫刻板印象。有很多很有说服力的告诉我们应该忽视刻板印象的道德论据存在。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刻板印象代表着潜意识中什么非理性的巧合。实际上，他们主要是大脑尝试做出理性决定的结果。

对于从社会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来说，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和人们一般会做哪些研究，会发表哪些论文，会去了解哪些发现有关。**每个人都喜欢违反直觉的发现，所以研究者有动力去研究心理奇怪，非理性的运作方式。当我们决定罪犯的惩罚时，人们受到他们显意识中相信应该无关的因素影响，比如罪犯多有吸引力，和他皮肤的颜色。**这让我们很吃惊。这些研究将可以在顶端的期刊中发表，甚至可能登上纽约时报的科学版面。但是如果你发现人们对于惩罚的感觉被罪行或者罪犯的前科影响，没有人会关心。这只是常识而已。

人们对什么有兴趣这个偏见是否合理可以以后再讨论。重要的是要记得有些学者和记者会掉进认为我们在学术期刊里看到的能代表我们实际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陷阱。

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浮现于生活中最基础的方面。当你渴的时候，你不会任潜意识的冲动和环境的刺激摆布坐立不安。你会做一个计划然后执行他。你站起来，找一个杯子，总到饮水机，然后打开龙头。这些不是天才的行为，你没有发现希格斯玻色子，但是依然，这种普通的计划超出任何电脑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没有机器人保姆的原因。在一个对犯错很残酷的世界里（试着开一部没有油的车或者不穿裤子去工作），要简单过一天需要的复杂计划的整合和起始。保持人际关系和管理一个工作或者事业的广阔工程需要超凡的认知能力。

如果你怀疑理性的力量，想想那些没有他的人的生活。我们照顾那些智力障碍的和大脑受伤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照顾自己；我们不让婴儿做饭；我们不让醉了的人驾驶车或者飞机。就像其他很多国家，美国对开车，参军，投票和喝酒都有年龄限制，对总统甚至有更高的年龄限制，这些都基于一个假设，也就是很多核心的能力，比如智慧和自制能力，需要时间来成熟。

很多评论家相信我们高估了理智的重要性。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中写道，社会心理学“提醒了我们情感对于理性相对更加重要，社会关系被个人选择更加重要，个性比智商更重要。”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异类（Outliers）》*中论述了智商的无关竟要。“如果我会魔法”他说，“然后愿意提高你的智商30点，你会答应——对么？”但是他继续说到你没必要那么做，因为当你过了一个特定的基础门槛，智商就不会造成什么区别了。

Brooks和Gladwell都对成功的决定因素很有兴趣。Brooks关注于情感和社会技能，而Gladwell关注于情景因素。他们假设这些因素很重要是对的，Gladwell说IQ，像其他个人特质一样，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很有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们对智力的中心性的怀疑就错了。实际上，用IQ测试测量的智力和各种各样的好事有正关联，比如稳定的工作表现，不进监狱的可能性，和保持一段稳定，有满足感的关系的能力。人们可能反对称智商重要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对智商着迷。无论如何，在美国，进一所好大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SAT考得怎么样，而SAT基本是一个智商测试。（一个人的SAT成绩和他的标准IQ测试结果的相关性非常高。）如果我们把一流大学的位置给红头发的人，我们很快就会活在一个红发和高收入，高低位和其他正面结果正相关的社会。

但依然，IQ和成功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大学看重这种考试也不是个巧合。它们揭露大脑运行速度和抽象思维这样的能力，并不难看到这些能力是如何助力于学术追求的。实际上，高智力不仅和成功相关；他还和善良相关。高度智力的人犯更少的暴力犯罪（在比如收入这样的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也更加善于合作，这可能是因为智力让一个人认识到长期合作和考虑他人视角的好处。

接着是自制能力。这可以被看做理性最纯净的表现，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约束我们冲动的，非理性的，或者情绪的欲望的大脑系统的运作（植入在在额头后面的前额叶里面）。在Walter Mischel 1960年代主导的关于自制的经典研究里，他研究了孩子是否能够为了以后吃两个棉花糖，控制自己暂时不吃一个棉花糖。他发现那些等待两个棉花糖的孩子在学校更加成功，他青少年时的SAT分数也更高，结果自尊，心理健康，恋爱关系质量，和长大后的收入也更好。在Steven Pinker最近的书*《人性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里Steven Pinker指出高自制力不仅对个人有好处，还对社会有许多好处。他写道，欧洲的谋杀率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减低了三十倍，而他说，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从一个荣誉的文化变成了一个强调自制的尊严的文化。

那么道德判断能力呢？在社会心理学里，道德大致上被看做一个隐性非理性的范例。不管我们的智力在其他方面起到什么作用，提到我们对于对与错的概念时它看起来基本上是无关的。很多人会告诉你烧国旗，吃死掉的宠物，和成年兄妹经双方同意的性行为是错的，但他们被最根究底地问到为什么时，他们会经历Jonathan Haidt描述的“道德层面的哭笑不得”。他们绕着圈子试着寻找理由，这代表着引导他们的判断的不是那些理由本身，而是他们的直觉。

就像我在我的书*《只是婴儿（Just Babies）》*里论述的一样，“道德层面的哭笑不得”的存在没有它看起来那样毁灭性。这不是一个规则。人们在被问到为什么醉酒驾车是错的，为什么一个公司不应该给做同样工作的女人更少工资，或者为什么你应该为一个杵拐杖的人开门的时候，人们不会不知如何回答。我们可以靠用对于伤害，平等，善良这些基础的概念很简单地为这些观点辩护。不仅如此，当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思考他们——我们会深思熟虑。我这里讨论的不是像堕胎，死刑，正义的战争这样的大问题，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过一条警戒线是不是错的？我是不是应该给书店前的流浪者一些钱？我们的朋友丈夫刚死不久就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是不是不合适？我的同事看起来不准备还我钱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

这些沉思很重要。如果我们的道德态度完全是非理性因素决定的，比如直觉和社会规范，它们应该要么是稳定的，或者随时间随机改变的，就像裙子长度或者领带宽度。他们不应该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系统化的改变。但是他们确实会。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Peter Singer所说，道德的范围扩张了：我们对于女权，同性恋和少数种族的态度都走向了包容。

不管一个人是不是把这看作道德的发展（一些虚无主义者和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道德发展这种东西不存在），这确实暗示着一个累积的进步。**人们通常经过和他人的辩论和请教得到道德结论，然后这些结论会建立未来进步的基础。**就像现代进化理论建立在达尔文的基础上，我们的道德理解建立在别人的道德发现上，比如奴隶制和性别歧视是错的。

遇到政治的时候，我们最糟糕了。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对于理性的攻击利用了科学社区和公众的想象。政治逼迫我们面对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而我们并没有把对面的人当作理性生物的倾向。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共和党的人认为奥巴马的医疗计划违反了宪法？在《纽约客》2012年六月刊上，Ezra Klein使用Haidt和其他人的研究论述了共和党鄙视这个计划是出于政治，而不是理性原因。他说，一开始共和党拒绝民主党的提议是出于一种像是部落的忠诚。只有当他们建立起他们的立场之后他们才转向理智来试着辩护自己的观点。

但是注意Klein在解释为什么他和他的民主党盟友为什么很自信奥巴马的医疗计划符合宪法的时候不会去找社会心理学期刊。他不会倾向于把他自己的观点当作对他自己团体的意识形态的忠诚的产物。这种对自己看法的源头兴趣的缺少是很典型。因为大部分的学者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左派。他们喜欢去探索心理偏见是怎么形成支持共和党，反对平权法案，和反对同性恋权益的决定的。但是他们不会花太多时间研究这些偏见怎么形成他们自己支持民主党，支持平权法案，和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决定。

这些并不是在说Klein错了。非理性的进程确实存在，他们也可以成为政治和道德决定的基础；有时候正确的解释是群体思维或者认知失调。非理性不太可能完美得分布在不同政党里，也有可能就像Chris Mooney和其他记者所提出的，在之前的选举中选择奥巴马的那部分人口比起选择罗姆尼的更加理智。

但是即使这样，这不能告诉我们太多关于人性的信息。我们中大部分人关于宪法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奥巴马医疗法案的辩论上就像对球队一样偏袒一方并不是很让人惊讶。对团队的忠诚比较重要。一系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Geoffrey Cohen做的实验完美得表现了这个规律。受试者被告知了一个被描述为共和党支持，或者民主党支持的项目，然后被问到他们是否支持他。一些受试者被告知了一个非常大方的项目，其他人被告知了一个极其小气的项目，可是这没有造成什么区别。党派重要：民主党同意民主党的项目，而共和党支持共和党。但是当他们被要求辩解自己的决定时，参与者坚持说党派的考虑是无关的；他们觉得他们反映了项目的客观优点。这好像是社会规范。布朗大学的心理学家Steven Sloman和他的同事发现当人们被要求辩解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甚至是那些他们很重视的，很多人不能提到具体的点。比如说，很多声称自己深深相信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或者统扯税的人几乎不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意思。

所以，是的，如果你想看人们最糟糕的时候，那就在那些复杂的、与把国家一分为二的政治立场相应的政治问题上质问他们。但是如果这种不理性的教条主义反映了我们的大脑总体来说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起不了床。这种分散的非理性的个例不应该混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理性基础的看法。那就好像在说关于医学最有趣的不是抗生素和止痛剂的发现，或者分配医疗计划的大规模项目的建立，而是人们有时候忘记吃药的事实。

理性是世界上许多重要事物的基础，包括人类独特的重塑自己环境来达成更高目标的项目。重新想想我们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很多人相信有不应该用这些歧视进行判断的情况存在。如果我们担心这件事，我们可以做出行动。我们可以用理性来发明使这些外显的和隐性的偏见消失的程序。盲审和盲试可以避免裁判使用他的偏见，包括潜意识地，因为这些让裁判没法得知受试者的种族或者性别或者任何其他和工作所需的优点无关的事。限额系统和多样性的要求则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根源于对于道德正确的不同直觉；他们增加少数群体的代表，用此把选择权从和他们有同样偏好，计划和偏见的人手中拿走。

道德进步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光靠好的意图和意志力不能变得更好，就像我们不会光靠想要减肥或者戒烟。我们用我们的智力。我们建立法律，创立社会机构，起草宪法，我们进化我们的习惯。我们管理信息也限制选择，来让我们更好的自己可以胜过那些我们觉得没有更好的直觉和欲望。**是的，我们是物质的存在，是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影响。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很久之前意识到的，关于人类最有趣的是我们主导一切的理性的能力。如果你忽略这一点，你忽略了几乎一切重要的事物。

原文地址：theatlantic.com 原文名：The War on Reason 翻译者：edisony

转载地址：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550196/46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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