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两位罗胖子的相声谈谈对互联网经济的感受

新年伊始，一切似乎没有祝福中的那样万象更新。偶得三日闲暇，作为穷人，不多的乐趣之一，就是打开电脑看看相声。其中，不可多得的资源，就是年底两个姓罗的胖子给我们带来的封箱演出，抱着学习和找乐子的心态，我完整地看完了这两个相声专场。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何况是外行的相声演员，从艺术上评价发布会的优劣，并不客观，黑也罢，捧也罢，除了那些花式吹牛的笑料以外，发现和思考演讲者真正意在向我们传递的观点或者价值，以及对自己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

率先登台的，是29号T2发布会上的罗永浩（老罗）。作为锤子科技的关注者，或者说是相声爱好者，此次发布会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与以往的不同，偏激的段子走向了温和，空泛的情怀更加地具象化，性价比的确还是很多价格和性能偏好者的槽点，但软件功能上的创新，很难不为他道一句“牛逼”。其中最打动我的，当属手机远程协助的实现，以致此后的演讲我都陷入思考，为什么这一个小的突破到今天才实现？互联网经济还忽略了什么？在互联网席卷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趋势下，又会有怎样的现象？思来想去，问题的解释和观察在经济学上或许早已有之，上世纪阿瑟等人提出的”幂律”（收益递增经济学）可能是一个观察的视角，先按下不表。

而再者，是31号水立方演讲的罗振宇（罗胖），主旨上，演讲的核心完全可以压缩成一集五十分钟的罗辑思维的节目，就是在所谓生物学的外衣下，讲了一个商业演变的故事：“每一代连接技术都会产生这样的奇迹，互联网也是这样，必然产生一代红利，然后享有者未必是连接者。比如农业社会，人类可以和活着的植物发生密切的协作，畜牧业就是和活着的动物有密切的协作，工业社会就是人和死去动物变成的煤炭协作，然后又和动物死去变成的石油协作。互联网是让人和人的大脑发生了连接，每一代连接都会产生一代基础设施……每有连接，必有红利。石油大亨、钢铁大亨、银行业大亨，他们无一例外因为铁路基础设施重构了产业成本，找到了新的产业模型和交易入口，于是崛起。”简言之，互联网作为新一代的商业基础设施，大体上已经搭建完成，更多的尝试很可能转化为产能过剩，新阶段拓荒者应该做的，就是利用好这个基础设施以实现个体独到优势的释放。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常识性的，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问题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互联网真的具有铁路汽车这类”基础设施“的普及能力吗？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层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变化对个体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罗胖给出了部分解释和推测，很乐观。**他认为，互联网经济下，未来的企业家能力相比资本会更具有稀缺性，而稀缺性带来的议价能力，会倒逼现行的商业制度发生变革，冷酷的资本会变得更具亲和力。**的确，形形色色的商业案例印证了罗胖的判断，我们无可怀疑一位站在社会高层的观察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而和上面的疑问同理，处于一个依赖亲缘、关系、权威等等反契约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个逻辑到底处于什么样的适用范围？二手信息下推演逻辑相对容易，实际的观察恐怕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不知罗永浩推出的远程协助会有怎样的影响力，至少在此之前，让老一辈学会使用移动互联网上的应用，难度不亚于让妹子不看剧，让宅男不撸游戏。

此外，罗胖在大的历史构建过程中，也提出了”社交货币“的概念，他以为，个体通过社交货币进行筛选、异质性发现和自我背书，以实现个体崛起，甚至将古今从宗教现象到IP现象皆可容纳在内。而回到经济学传统，基于经验主义的斯密，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始终对“体系之危险”保持警惕。遗憾的是，对体系之敬畏在如今追求效率的生活当中似乎被遗忘，如何快速的理解现象以运用到实践，似乎成为了某种真谛。殊不知，将巨大差异化的社交比作货币这个有权威第三方保证的一般等价物，仅在事实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当的异质性成为IP，简单思维和有限注意力的个体，只会不断地筛选出新的有限的权威，使新的权威凌驾多数个体。绝大多数的个体不会崛起，甚至可能在不断演替的新权威的影响下，更加手足无力。此外，除了物质和社交，个人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即精神生活，似乎并没有人提及，这个问题可能更加高阶，但本文可以强调的是，精神生活离不开个体基于“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批判性思维”的独立，他是一种自我意识，无关乎所谓的社会存在感，崇尚“席卷”和“体系化”的逻辑，在此并不适用，是试图改造世界的互联网人普遍的盲区。

太阳底下无新事，所谓的新鲜事物，可能只是新技术下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不变的社会规律却一直发挥着作用。作为旁观者，不谈是非曲直，仅从观点出发，此前老罗和罗胖虽牛吹了不少，但符合手艺人的定位，偏执且小众。而近日给人的感觉，老罗坚守着偏执，所以锤子手机的销量让锤粉很是捉急；而粉丝群体不断扩张（600万）的罗胖，却给人一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印象，试图脱离以往卖书人的小众定位，通过建立简单思维的体系化理论，成为某种知识权威，来强化自己的IP属性。作为商人，二者无好坏之别，能讨论的是，上述二者的两种特性似乎代表着网络经济下的两种商业倾向，即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这从老罗和罗胖发布会的发言中便可发现痕迹，其背后逻辑，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早在上世纪就有所讨论，只是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兴起。

当时讨论的中心议题，即所谓的“幂律”机制，一般而言，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是服从“幂律”的，如果我们把网络里节点按照它们拥有的纽带数目排列在横轴上，我们用纵轴来表示对应于纽带数的节点数。节点的纽带数目，在网络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称为节点的“度”。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全部节点沿着节点度数这一维度的分布密度，如果纵坐标取对数的话，很接近一条斜率是负值的直线。如果纵坐标不取对数，负的斜率就对应于一个幂指数，这就是“幂律”这一名称的来历。

换做社会学的表述，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太效应”。通俗的解释，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特别是现代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的特点是强烈的互补性，由于知识的互补才演化出了如此复杂的社会分工，因为这样人们互相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当两人之间形成知识互补时，他们的合作就有规模收益，也就是整体大于各局部之和，产业组织理论称其为“超模态博弈”。这“知识收益递增”带来的结果是，生活方式的日益便利，以及高度信息不对称下的机会高度分布不均。以政治课上总喜欢拿来说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其实他几乎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这背后离不开幂律机制的作用。

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互联网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平等化、扁平化，这和罗胖演讲中所强调的“万物有灵”是一个道理，即互联网是一个具有随机分布的网络，是分散化的，可是早在2002年或2003年，学界便开始发现，互联网网络也符合幂律的分布，十几年之后，这一观念几乎成为常识，互联网并没有带来之前梦想的平等，互联网的产业集中度比其他产业更加极端。就现实对照罗胖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互联网其下的大数据对资源配置起的关键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的攻城略地和人与人协作的更加便利，催生的结果是“万物有灵”还是“灵者更灵”似乎没那么肯定。

换言之，互联网之前的幂律机制作用力有限，机会分布不均的程度较弱，所以，在政治稳态的社会中，有钱人的财富积累程度不会太夸张，相对财富地位比较稳固。而在互联时代的社会网络里，尽管激烈竞争中商业霸主的更迭会愈加频繁（传说BAT会变成JAT、PAT、ATM等等）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因为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这可能在中国加上政治的因素后会更为突出，但无论如何，极致追求效率下幂律机制带来的后果是，1%的人占有99%的财富可能不会是只是预言，甚至更为夸张。如果这个逻辑成立，远程协助这一点创新也许对机会分布不均的改善更有意义，而罗胖一系列命题的基础之一的中产阶级和手艺人的崛起，似乎难以成立。

当然，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乐观和悲观总有各自的道理，所谓的幂律不过是众多逻辑的一个子集。比如互联网普及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能力，未来新技术或新管理的颠覆，社群主义等小聚类、小团块也对幂律机制形成抑制等等，皆可影响趋势的发展。但至少现下来看，健康的网络社会或经济的可能形态，也许是进行更细致和综合的知识分享，并更应该趋向“长尾”逻辑，即做到有能力在小共同体内生存。这一点上，老罗的”以偏执回敬偏见”有一点这个意思，而罗胖似乎走偏了。对于个体，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种种所谓的乱象和滚滚的红尘，无论是作为旁观者、相声爱好者还是实践者，批判性思维尤为重要，这既是一种精英意识，也是抵御幂律规律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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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马2016-01-04 08:33:04

这篇文章颠覆了我对互联网“拉平”社会的直觉！难得，感谢！/抱拳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