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历史起源

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伴随着数亿的春运大军陆续地踏上回家的路，亲戚朋友们也相继地从全国各地回乡团聚。数据上看，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预计将达到29.1亿人次，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比当年的“三大战役”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近日发生的“10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也许只是这场“战役”的序幕曲。

而面对每年一度的春运返乡的热点话题，段子手们自然不会缺位。其中，我看到的一个段子很有意思：“春节假期到来，大家开始回老家了。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建福、山东、河南、广西、黑龙江……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秀兰、大强、二饼、狗蛋。各大部委格子间里的小李、小孙、小张、小王、小赵……挤上火车，回到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李处、孙处、张处、王处、赵处。”调侃之外，一些布满“乡愁”的文字，也定时地在朋友圈刷了屏，如“一个农村媳妇的乡村图景”等等。

的确，同北上广深这些堪比发达国家的“首善之地“相比，更广泛的村镇，甚至三四线城市，经济文化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各色题材的抽象文字中，夹杂着每个人的悲欢离合，和乱象中的社会百态，甚至是一家三口的两地相离。而本文意在追溯的问题很简单：在这不同的情感诉求背后，是什么现实和历史原因，使如今浩浩汤汤的人口流动得以发生？以及城乡间差距的世界第一？这或许要从普遍的城市发展规律讲起。

一般来讲，观察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视角有很多，笔者此前写过的”一个关于城市的问题“，就是对人口集聚问题的一个解释，粗糙地看，所谓的人口流动或者集聚，就是人们对于经济机会所做出的一种反应。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比如日本的大东京都市圈，在仅占全日本4%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的人口，同时占日本总产出的40%。

正如杨格定理认为，市场规模决定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某些地理特质或历史原因形成的城市，会由于其集聚产生的规模优势等效应不断地自我强化，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即使这些效应随着人口增加产生的负外部性而耗尽，长期发展产生的锁定效应也会使得该城市经济依旧保持一个稳态。这个规律与市场中的趋利行为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的城市演变皆由于此。

但不同的是，由于传统和近代历史原因，我国的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经济规律的召唤和刺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城市的自由发展受到了形形色色的阻碍。以致在市场化的今天，当集聚的经济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以往人口分布就自然要大范围的作出调整。

具体来说，传统上，农业文明的技术基础（光合作用），就离不开空间的分散化。若非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求，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极其发散的。此外，财政基础薄弱的大一统体制，难以实现现代国家的”高薪养廉“，继而为防范地方权力与富商的勾结，抑商重农的体制应运而生。而这背后的代价之一，就是大城市的发展受到抑制，和平年间的人口分布，也很稳定地分散化的分布着。

到了近代，根据统计数据来看，1949至1952年间，城市化率不进反退，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由17.43%降为14.42%；1953至1960年间，城市化率由降转增，由14.85%升为20.74%；后来由于经济困难，由城市总计遣返了2000多万名职工，到1964年，又降到了16.56%；直至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其中，改革开放前城市化长期处于“锅底期”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

首先，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下，没有外援的政府，只能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加快资本积累，而战略实施的根本保证之一，就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因为没有流动就没有可以“比价”的市场，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就无从体现，剪刀差才能顺利实施，于是，政府人为地制造了城乡隔绝。

其次，随着中苏矛盾的加剧，为预防苏联军事行动，政府进了广泛的备战建设，其中，大量工业企业和相应的配套人力一并转移到了中西部。事后来看，这些政策虽然起到了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的作用，数量上实现了建国初期对于工业化的设想，可在质量上，粗放式的工业化导致了产业布局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和吸收就业能力有限等问题，仅依赖国有重工业，无法解决人口激增下大规模的城市就业问题。为此，自50年代中期起始，政府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手段，持续地将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其中近2000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78年之后，更多的经济自由，使得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大量劳动力向拥有更多经济机会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省会转移，但体制的路径依赖和观念的滞后，致使大城市依旧没能有效集聚。以往赶超战略下的城乡隔绝体制，产生了两股无法相容的城乡利益，许多城市居民不愿为外来人口对短期经济机会的竞争做出让步。同时，城市居民凭借较强的政策影响力，有能力维持政策红利的“大城市倾向”，特别在分权改革后，城市的利益和本地居民利益是相容的，对本地居民有利，而有损更大格局利益的政策便更容易通过，最近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就证实了这一判断。以教育为例，这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就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报告显示，60年代出生的人群教育不平等程度最低，此后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80年代出生的人群教育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最高。户口、父母的教育水平、出生所在省份等一系列并非通过个体努力可以改变的因素，对教育资源获得的影响份额在过去三十年有增无减。

横向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当然名列其中，一直在3左右，而正是这种差距构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关键行为基础。当然，收入之外的财产差距更是触目惊心，上述的报告显示，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城乡间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

归结起来，种种的偶然和必然构成了中国城乡图景，也构成了每年一次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壮观景象，这历史叙事之下，应时刻谨记，是经济逻辑在主导着历史趋势的走向，集聚的力量如江河泛滥，放之难收。历史路径下行政主导的城市化的症结，是对“人气”的忽视——再漂亮的工程也需要有人消费，来承担财务上的投资，城市的活力，也往往离不开外来人口的涌入和竞争。尽管在当今城市化中，农民进城仍是主流趋势，但城市间劳动要素的流动方兴未艾，错误政策下的大量的资源错配，必定将在未来重新再配置，许多城市也将会面临“再城市化”，体制上不抓紧转变趋势，中国城市化经验上会比一般国家持续时间还要长，对于个人，流动中利弊权衡的机会成本也会更加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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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止如水2016-02-05 21:59:48

很有内涵

心止如水2016-02-05 21:37:45

对时代分析的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