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的旁观者——从科斯到德鲁克

随着移动网络媒体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民主性”特征愈加明显，这不，一位近日在北京798和颐酒店遇袭的女生“弯弯_2016”，仅仅通过微博，在几小时内就赚得了几万的转发和无数的讨论，再次把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如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刚刚过去不久的引起如此关注的企业，可能还是“血友吧事件”的百度，与宝能进行股权之争的万科。

从万科，到百度，再到如家，如果我们对人们的讨论进行“降维”，其重要的成分之一，其实是对企业基本概念的讨论，也就是，一家企业其应负责任的边界是什么？而这也就引出了本文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社会企业，有别于商业上认为企业的责任仅仅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换做法王路易十五的说法——“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它强调了企业嵌入于社会而不可分离。

具体说来，这个概念常见于一般的企业伦理学教材，主要是宣扬企业行为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承担着的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使命。没接触过类似教材的，听过一些国内企业家演讲，也能足够熟悉。但可惜的是，没有足够的理解和体会，过高的词频反而适得其反，甚至本们人理解为死板的道德教育。一词一句的舍本逐末，难以招架纷繁复杂的真实问题，所以，我们首先从科斯的一些基本发现开始，看看从经济学视角到管理学视角下的企业。

时间回到改革开放之初，此时科斯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被主流所关注，而身处东方的中国正处于一系列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变革之中。这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大公司，也缺乏微观基础、法制观念和产权意识。许多西方的经典理论与我们当时的现实情况无法接轨，许多方面也受着意识形态的束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斯的理论自然地走入了我国学者的视野，其影响力也迅速扩大。

在科斯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中，他论述到：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着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发号施令，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科斯对此的解释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但是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需要成本，这就是科斯的“组织成本”。

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思维，类似于科斯的企业理论：随着超级国家公司成立，企业拥有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消灭了交易，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无干预政府各走了一个极端。科斯则认为二者皆为无视真实成本限制的表现，对于我国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过高的“组织费用”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中表现为组织权力过于集中、制度设计没有弹性，有时甚至连养猪穿衣的问题都需要中央的讨论商议，其结果自然就是以巨额组织成本为代价的停滞经济，同时伴随着微观主体的低效率。

继而，科斯观察下的企业相较于以往的经典理论，引入了更多真实世界的摩擦，即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引用科斯本人的比喻，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就像大海和岛屿，企业和市场都能够协调资源配置，但由于企业的产生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企业成为了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又因为企业的扩大会增加内部的组织成本，企业的规模也有所限制。所以，企业和社会（包括市场、政府）此消彼长间，本是一体，社会离不开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离不开社会对生产产品提供的价格机制和法制保障，以更优地帮助企业配置生产。

但是，经济学是逻辑叙事的语言，过度的抽象，不免使得人们在激荡思想之后，对真实的理解没有更大的提高，世界上的事情并不皆源于成本收益估计。德鲁克的观察，或许对更好的理解企业，构成了一个有益的补充，他认为：“商业企业及公共服务机构都是社会的重要器官。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殊的社会目的……他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我们从他的一本重要著作《公司的概念》出发，结合他自述的个人经历，介绍一下德鲁克视角的企业，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生产之外，规模越大的企业越需要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职能？

时间再回到德鲁克撰写《公司的概念》的时期，当时他与通用汽车总裁斯隆的态度相对立，他认为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职能，而斯隆则认为公司只应追逐利润（经济学视角）。其中，德鲁克的观念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基本概念，即地位、权力和功能。满足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涉及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即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并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因此，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工业人社会，必须首先把人放在第一位，必须建立在人的基本诉求基础之上，换言之，必须赋予工业人或工作中的人以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每一位社会成员只能依托一个社会基本单位或企业，获取社会地位、行使社会权力和发挥社会功能。进而，只有企业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社会组织，承担起整合社会成员或工业人的责任。而后来通用汽车的破产证实了德鲁克公司理论的正确性。在众多导致通用汽车破产原因的论述中，很关键的一条，是通用汽车担负的员工福利过于沉重以致难以为继，而这正是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里预言了的后果：如果公司不能成为本地社区的一部分，它就只能独自承担员工福利，尤其是退休员工的养老福利以及医疗开支。

可是如今不断深化的分工制度下，如亚当斯密所担心的一样，社会、企业和个人三者脱节。大规模生产方式，使每个作为生产零部件的替代品的工人失去了存在感，更找不到自己价值（社会价值）。所以，效率极致化带来的后果，是个人无意为企业承担责任，无意为社会承担责任，更别提成为本地社区的一部分，只是一群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的自然人，甚至包括职业经理人自身。比如之前很多富士康血汗工厂模式的研究中，抛开很“左”地指责资本家的“贪婪”的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企业在帮助员工社会化上的失范，如果富士康积极主动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更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很多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当然，如果再回到经济学下的成本范式，更多的社会投入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劣币驱逐良币的大环境下，逻辑上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总会在成本竞争中败下阵来，例如我们看到的各种奶粉事件，说奶农利欲熏心可能有点极端，由于各种价格管制的原因，如果不想方设法地降低产奶成本，很多奶农的生存也难以为继。再回到科斯，企业在效率机制下原本就社会责任感不足，而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只会加剧这个倾向，导致更多社会责任无人承担。因为行政垄断的企业相对没有压力，而竞争中的企业又担负了太多体制上的交易成本，更别提再负担什么社会责任，这是集体行动的逻辑。

总之，企业的概念并不静止，更不独立，不应有一成不变的企业，但需要有稳定的制度环境。企业到底还应承担什么具体的社会责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讨论，但没有一个保障更普遍的企业以更低的“交易费用”的市场环境，众多企业都短期化地去掠食可获取的资本收益，讨论企业责任、社会企业这种更长期化的问题，就像无源之水，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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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不太明白，社会化分工不即是社会化的体现么，脱离小群体而依存大群体，分工越明确，理应更加依赖他人才对。

云凡2016-04-11 23: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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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2016-04-12 00:04:00

首先，一个大企业的成功绝非偶然，一定在某方面有独到之处。我觉得犯错误是必然的，有漏洞也是必然的，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成长的蜕变以及制度的完善得益于所犯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犯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就彻底否定该企业。站在风口浪尖的大企业如果因为过于担心犯错误而畏手畏脚，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社会的损失。可以包容的事情，知错能改的企业，不断完善的制度，负有社会责任的决策，是要一步步做到的，首先是要我们能够包容。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