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涌现时代下的“动量策略”
熟悉金融学的朋友，应该对两个概念不会陌生，一个是“有效市场假说”（EMH），一个是“动量”（momentum）。其中，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飙车的老司机都有风险，在一个效率运转的市场上，谁都别指望屌丝逆袭，费心去分析股票的价值是无益的，到头来只能拿到一个市场的平均收益。因为这里假设信息是充分透明的，人是十足理性的，纵使是广场舞大妈和出租车大爷也对资本市场的运转方式和公司信息了然于胸。
的确，当我们翻开主流的金融学理论教材，很大一部分理论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有效市场的无套利假设。当然相关的争论有很多，按照索罗斯的观点，这个假说的争论者基本可以分为三大“流派”：铁杆派、骑墙派和闷声发财派。铁杆派自然以学者居多，这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保守主义将会在后文讨论。但毕竟世界的运行方式并非如此简单，作为闷声发财派的基金经理，他们丰厚佣金不会撒谎，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大量能够长期战胜市场的反例和各种民间股神的传说。
所以，构建在理性人假说上的经济学逐步反思，将病因归结到信息问题上，并由尤金法玛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又形成了一组更有层次性的概念，即“弱式”有效市场假说、“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说和“强式”有效市场假说。其中的区别在于，弱式假说下，市场的价量信息已经充分反映出所有过去历史的证券价格信息，即国内热衷的技术分析是无效的；而“半强式”下，价格已充分反映出所有已公开的有关公司营运前景的信息，包括市场上的价量信息和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等，因为投资者能迅速获得这些信息，所以股价会迅速作出反应，基本分析也变得无效；最后，在“强式”的情况下，连公司的内幕消息大家都知道了，没有任何方法能帮助投资者获得超额利润，主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彻底失业。
如果说美国的证券市场接近于“半强式”，我们的A股可能连“弱式”的尾灯都没见过。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散户就将“动量策略”作为其技术分析的核心，去追随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追涨杀跌，上涨的股票还会继续上涨，下跌的股票还会继续下跌。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楼市的疯狂也是同理，“动量”作为概念之一，深植于相信京沪深永远涨的投资者的观念之中（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楼市去库存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二三线的这届接盘侠不行吧）。
问题的重点是，假使把账都算到“信息”的头上，那面对如今互联网技术下信息低成本地迭代和涌现，为什么很多已经被证伪的信息和观念依旧很有市场？为什么很多守旧的“动量策略”依旧主导着很多人的行为？铺垫了这么多，终于来到本文意在介绍的“海纳模型”。虽然这个思想并不主流，但其解释力和价值，不仅仅关乎人们的投资行为，包括守旧、固执等等带有“动量”涵义的行为，皆为该模型可以讨论的范畴。
海纳模型是由海纳教授在他的“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论文中提出的，以理解有限理性的人们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的行为。此模型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的“C-D gap”，亦为心理学术语中“competence-difficulty gap”的简称，顾名思义，其中的”C”是指人们在追求满足最大化中的能力，“D”是指追求过程中的困难程度，海纳开创性地借用这种“能力”与“困难”之间的差距来刻画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
其中的逻辑演绎有些繁琐，抛开数理的细节，海纳意在呈现出来的道理是：在极端情况下，假如决策环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完全非理性的个体，他没有能力优化自己的行为，他的最优策略只能是坚持以往的生存经验；而理性趋于无穷的个体，会在每一次冲击中最优化自己的行为（可理解为一种“无监督学习”），使得其最后的行为与不确定性的冲击相趋同，以致非完全理性的人无法理解。比如我们充满着不确定性的A股市场，根据海纳的理论，如果有一些闷声发财的老江湖对市场规律做到了充分理性，那么在我等非充分理性人的眼中，其行为也会毫无规律可循，如同白噪声一般而根本无从理解。并且面对无规律的市场波动，非理性人的最优生存策略，就是守旧地遵循着先贤的投资智慧，“动量地”坚持着自己的投资理念，而非跳出“知识权威”的给定框架去寻找创新的交易策略。对于管理者也是一样，面对看不懂的事物，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守旧，直至创新的力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动量”才会发生逆转。
所以，通过上述定性的思想概述，我们可以推测，在理性较弱的群体中，更具理性的以主动调整去面对不确定性的创新个体，更倾向于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因为这些“创新者”本身就和某种不确定性向趋同，主群体更愿意选择守旧，其代价当然是失去了创新带来的多样性和文明进步更高速的迭代。其中，守旧的极致便是“本能”，弱一点就是“规则”，再弱一点就是“成见”，人们的智识从有文明以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原古时代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动量生存法则”，甚至很多并不与时代所匹配，但依旧延续。
当然，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虽然“动量策略”是我们多数人应对这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主旋律，但世事变迁，当与“动量”相左的力量积累到相当的量级，当我们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动量就会发生迁移甚至反转。回顾我们近代那些很多大的思想运动，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自负的天朝上国被一众“小国”的船坚炮利敲开了国门，而后各种仿苏的政策，也是被大量苏联的成功经验所冲击，甚至很多理念延续至今。此外，当人民的生活逐渐富裕，使得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递减，即自然选择的压力更小的时候，守旧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机会变得更加的理性，会有更大的空间，更加温和地走出自己的“动量路径”，衍生出多样性，对具有不确定性的创新也有更大的包容，在这一点上，可以证明，稳定是发展的基础。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下汹涌的信息浪潮，守旧的人们动量地选择维持自我的某些生存策略，除了可能的认知能力上的不足，更主要的是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由于生存竞争，无可奈何的一种策略。就像很多学者不愿轻易地背离自己的研究路径一样，这并非简单的智力问题，只因学术研究的世界确实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同样，当我们的父母面对朋友圈里各种言论的冲击，没有足够理性能力的他们，不得不选择的理解方式，就是“动量地”选择关注更切合传统的表达。当然，随着代际的更迭，思想的演进，守旧VS“理性的”创新，总是后者成为了赢家，那些陈腐的理念注定会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最后，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今天的知识绝大部分保存在我们的传统，以致我们只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非我们去选择传统”。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深刻地反映在我们近代历史的经验之中，使我们应该对一切激烈的表达皆有所防范。也之所以，激烈地与生活中的“动量策略”去对冲并不可靠，更可靠的逻辑，是降低影响人们决策的不确定性，比如更稳定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
**郭瑞东的读后感：**一位认知能力有限的实践者应大致了解他正面临着的那一不确定情境所要求于他的能力与他可能激发或调动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被心理学家称为“能力-难度”差距（“Competence-Difficulty gap”），当他大致了解他打算实施的那一项创新可能因判断错误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判断正确而有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当他准确的估计出自己判断错误的概率以及判断正确的概率。这样，海纳模型给出了是否实行创新与否的判据。假如这位实践者的能力相对于他所面临的不确定情境而言具有极高的“能力-难度”差距，那么，海纳判据表明，他不应创新，而应恪守惯例。这就如莫言说的”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
不确定环境下，真伪难辨的媒体坏境，都会让人们觉得自己无力走出传统的束缚。而那些守旧的人又能从守旧获得更多的价值，无论这体现在投资的回报还是幸福感上。这会使他们的收益上限受制于传统，而当有更多的钱去搜集信息、人际交往，这时候他们行为的正误比会增大到临界值以上，对这些人而言，更理性的创新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带来更全面准确客观的信息，从而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两个正反馈的循环决定了个人是像大多数人那样，觉得金钱越多越不幸福，还不如走一条平凡之路，还是像小札，马斯克那样，觉得创新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对国家层面，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说，正如本文所说，通过法治的坚如磐石让整个市场的环境更稳固，通过民主的契约精神让整个社会地貌变迁更加平缓，通过媒体和公民自组织社团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才能综合的从制度层面帮助个人应对CD-gap。
现代社会由众多复杂的子系统组成，维数众多，而我们的大脑被进化编程用简单的因果链思维，总是试图找到一劳永逸的降维方法。而从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日渐复杂的任务和逐步增长对失败的忧虑，促成了使失败变得更加可能乃至不可避免的各种决策方法。从制度层面解决CD-gap的同时，个人也不应“放弃治疗”。
都说商场如战场，《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从他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战争不像长满庄稼的田地，收割时不需要考虑每颗作物的形状；战争更像长满大树的土地，在砍伐每一颗树时，都需要注意到它的形状和方向” 投资也是这样，理性的创新不只是由无数个小决策拼凑出来的，你今天买了一只股票，明天卖了赚了一点，这样重复的行动可能助长一种对能力的幻想，即通过大量的介入，一个人证明他的能力，证明他能够把握形势。
但实际上，言语智能和运用智能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谈论某些事物的能力，不一定反应现实中处理事物的能力。无论在投资中，还是在生活中，每天我们都需要解决海量的问题，你无法找到一种庖丁解牛的办法无损的解决所有问题，你要面对的牛太多了。你需要考虑所有恼人的小约束和隐藏条件，找到可行的、抵达目标的路径，再迭代化的评估时间序列。只有把这些步骤养成习惯，内化到行动当中，才可以做到“砍伐大树”而不是“收割庄稼”，这才是个人能做的解决CD-gap的治本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