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读《激荡三十年》

2017-07-12 约 3578 字预计阅读 8 分钟

本文来自浅默书社创始人巡洋舰群友复旦心理学硕士盒饭童鞋在新开的公众号浅默书社上的一篇读书笔记。原题“”我心激荡不如昨“

这至少是我第五次读《激荡三十年》了。

初读，有拨开历史迷雾的酣畅淋漓痛快之感，改革开放的中国公司史在年代的线索下不再是历史书中僵硬而缺乏逻辑的概念、主义、条条框框，而是蜿蜒澎湃的江河激流，处处险滩，暗流汹涌。

对基本史实和商业逻辑有所了解之后再读，便有了前后互为因果遥相呼应之感，那几年自己发明了个读书的土法，随手翻起《激荡三十年》，随便挑一个年份，读下去，读完该年便换书，隔段时间再看。以这种“乱读”的方式又将这本“故事书”的各年份乱砍一番，对历史中的前因后果有了很深的体会。虽然不免有时间轮回错乱之感，但在这别样的阅读体验下偶尔思索，有在时间线的缝隙中游走的诡异快感。

在对各种年份进行了数次无差别随机轰炸后，我又进行了一次顺时间线的深读，如果说第一次初读是填补空白，之后的乱读是竖向打通时间线的因果，那么第三次读时我已有横向拓宽历史可能之感，吴晓波在前言中留下的那些掷地有声的问题“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横向阅读的我已经在尝试回答这样有深度有颇具象征意义的问题。时间的光锥之外，横向截面的有限可能仿佛也在我面前展开。

这次再读《激荡三十年》，也是偶然。

去机场前随手抄起一本书，正巧是朋友又赠予我的纪念版，既然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与激荡三十年之期几乎正好满10年（激荡三十年截至2008，最后一年几乎只是总结）；加之前一阵与小河精讨论《激荡三十年》，我很疑惑为什么本书读来“记无可记”，便决意再读一番。毕竟读史当真是最快感的读书。

读到写出来的历史，读懂写出来的因果，读到没有写出来的伏笔；这次读完，自己默默回忆了最近10年，虽然只能以自己的时间节点默默填补，多了些新感慨的同时，亦有对吴晓波写不出来的东西的新体会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的确，这句话无可辩驳。

但当时的他似乎和我一样，对激荡年代有复杂而又无力的私人情感：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这怕是我们对这激荡年代最为真实的心理了。

以吴晓波的作品线看，《大败局》是他酣畅淋漓彰显个人风格笔触和商业思考的代表作，而后宏大叙事的《激荡三十年》是其毕其功于一役的巅峰之作，此后的《跌荡一百年》尚且能勉力支撑，但再往后《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已经是力不能及，为“荡”而“荡”，最后到《吴敬琏传》已经有点坑蒙拐骗的味道了。

所以以吴晓波的个人史观看他的写作动机，在《大败局》获得前所未有的标杆成功时，他无疑从一个新闻记者上升到了历史的叙述者这一光荣伟岸而话语权巨大的“神祇”身份，因此，《激荡三十年》怀揣着他写作的全部初心和逼近伟大的英雄主义。

吴晓波在前言中叙述，他在哈佛大学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突然感到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他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即使意识到之后四年的劳累命中注定，也欣然迎战，开始准备这项浩大的工作。

他说那一刻他真切感到了托尔斯泰写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的使命感、自信和即将开启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我相信写这本书时的前言他是真心的。

因为当有机会叙述历史、构建历史、成为历史之时，这样的诱惑和吸引力是那个年代最后的火焰，他一定是感到了激荡的使命感。

从激荡三十年花4年写成，到100年仅花1年，写2000年仅花2年的反比例，也能略知《激荡三十年》的确是他最耗心力的作品。

《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虽然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竟然对自己的当代史缺乏最基本的故事叙述，但正如三十年前不可想象的贫穷、僵硬与迂腐，“历史的空白”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自叙，讽刺地加大难度，让人很难清晰所见商业逻辑和公司历史的演变。

一个年轻人可能很爱思考国家命运这样大的主题，但这不代表没有经过专业历史训练和不拥有专业知识的他/她能进行清晰的思考，甚至于这样的思考本身会让他产生“伪格局”优越的错觉，毕竟“指点江山”容易，“改变自己”很难。

所以，我想略去太多我浅薄而无知的关于国家或者我眼前一丁点社会现象的观点，因为只有角度、专业知识、视野的提升，才能使思考量和思考层次指数级的提升。

中国改革巨大成功下层出不穷的贫富差距矛盾，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焦虑，年轻人的受伤感和绝望之情，必须直面而无法给出答案的社会矛盾，究竟是什么原因能高度概括并解释如此的历史现状？我曾经被困扰很久。

我第一次真正给出能说服自己的答案，是在墨西哥的路边摊吃卷饼的时候，彼时我终于体验了美国（发达国家）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国家）的真实，用心感受了发达的和谐和不发达的和谐，再回望大洋彼岸不和谐的和谐社会—我的家乡，我突然有了一个答案，以自己的角度理解了改革的原罪—发展的时间量不对等导致模仿中的失衡。

当时我用自己的语言建构了一套逻辑体系理解了我眼前的世界，但概念和层次的混乱却让我又如鲠在喉，无法解释给别人听，直到我读到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终觉豁然开朗，心明澄清。

“后起者的诅咒”：长期发展注定的隐患和失衡，垄断制度下的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大于技术但改革制度的阻力太大，这些论断精准拷问着激荡的三十年，乃至今日的四十年。

温州小官吏：“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如果这就是改革所有的原罪，那么改革还算是有原则的盗亦有道。

1999年，26岁的陈天桥向人借了50万元创办了盛大。陈天桥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大学读的是复旦大学经济系，18岁就入党，毕业后分配到国营大企业陆家嘴集团，三年时间当上了董事长秘书。他决定辞职创业的时候，单位刚要分房子，领导挽留他说“小陈，我们这里快要分房子了，你等拿了房子再走。”

当时的陈天桥才毕业三年，就有一套上海的房子分他，应该说很幸运了，但陈天桥心想“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这个自我的反问让乖孩子陈天桥义无反顾丢掉一套房子搞起网络游戏。

当时他的公司只有6个人，前途黯淡。

五年后，刚创业五年的陈天桥成为了身价90亿元的中国新首富。

想来有趣，刚毕业的年轻人，若无点“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的豪气和自尊心，一定是不足以三十而立的。

可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和房价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这句话后面的问号，怕是逐渐变多。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在聆听每个自称客观叙述历史者的时候，我都保持着一份谨慎的怀疑，尤其是商业史·企业史的叙述，更是利益潜藏交错。

所以这次重读前，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思考吴晓波背后的政治力量和商业阶级，从他作为历史代言人的角度反思这段改革历史。

可还没翻开书，我突然敏感地就好像发现了问题的答案—中信出版社。

197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向邓小平建议“有必要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此议当即得到邓公认可，其他领导人也颇为赞许，于是乎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CITIC）正式成立，从此扮演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我黯然笑开了，中国的历史迷雾重重，但有个根本规律，想理解商业史，首先要理解政治的逻辑线。

纵然企业史再如何填补空白，缺少政治的完整叙述，依然还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而此刻，虽然依然缺少历史的拼图，但至少可以由“中信”二字从历史叙述者的角度窥得一二。

不仅要看到写出的历史，还要看到没有写出的历史，然后理解为什么如此叙述历史。

每个试图去叙述宏大历史的人，都有一颗理想主义的初心。

或者说，他们曾经自己相信他们有一颗理想主义的初心。

我突然想起澎湃CEO邱兵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里：“后来，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再后来，后来嘈杂的年代就来了。我们从理想主义来到了消费主义，来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迎来了无数的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没有了主意。暗夜里抬起头的时候，发现星空里写着，‘你正位于混沌的互联网时代’。那个夏夜，回忆起来，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而之后的24年，却短得像一个杂乱无章的夜晚。”

他在离开复旦的时候，依然爱着一个叫小叶子的女孩，可惜那个女孩走出了象牙塔，可惜他没有埋葬自己的理想主义。

我在复旦的时候，有天深夜睡不着，于是下楼独自走到已经没有水的燕园，抽了一根烟，祭奠80年代的爱情。

后来我回身走进历史的迷雾，我心激荡，不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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