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中的大象》书摘：为什么说寻医问药更需要理性？
为什么为了寻医问药，我们会将大笔资金投入医疗或者任何一种经济商品之中呢？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两大因素：供与求。如今，公众讨论大都集中于供给侧：为什么医疗的供给费用如此之高？我们怎样才能为更多人提供更为优惠的医疗服务？但把关注点放在需求侧：假设费用是固定的，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为什么想要那么多医疗服务呢？
随便问一名路人他为什么会去看病，对方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他们甚至会神情古怪地瞥上你一眼：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但是，如果阅读本书确实能让你有所收获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显而易见的”动机往往只是冰山一角。
现今的医疗方式要有效得多，但这也不妨碍其成为我们炫耀的资本：我们关爱自己的健康，也有人关爱我们的健康。而问题是：现代医疗方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炫耀对健康的关爱的一种仪式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和公开的治愈动机相比，这样一种隐藏的关怀动机到底有多重要呢？打个比方来说，如果炫耀性关怀动机的重要性只有治疗动机的1/100 的话，那么出于所有实用性的考虑，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忽视。然而，如果炫耀性关怀动机的重要性有治愈性动机一半的话，那么它就会给我们的医疗行为带来巨大的影响。
炫耀性关怀假设做出的最大预测就是我们可能会寻求过多医疗服务。每一种医疗方式在费用以及健康回报方面也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病人只是单纯地想早日康复的话，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只是健康效益超出其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或是机会成本）的医疗方式。但如果病人还有额外的需求的话（也就是说获得炫耀性关怀），那么他们就不会再选择那些划算一些的医疗方式了。他们在医疗方面的消费额会上涨，与此同时，他们所获得的健康效益会下降。所以，炫耀性关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过度关怀。
在发达国家，我们可以选择的医疗方式很多，那么一年花费7 000 美元在医疗上是不是一定比花费5 000 美元好？
首先，我们可以对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健康效益进行对比。通常，同一种病症的治疗方式其实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比如说，在美国，同样患有前列腺肿大的男性患者做手术的概率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概率相差4 倍以上。而做心脏搭桥手术和血管成形手术的概率在不同地区间也相差3 倍以上。人们临终前6 个月内的总医疗支出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相差5 倍以上。不同地区的治疗方式不同，而这几乎是无规律可循的。不同地区的医疗行业最近才就如何治疗同一病情形成了统一标准。
这些差异性为我们创设了自然实验的条件，使我们得以研究区域性边际医疗的效果。所谓区域性边际医疗指的是那些只有高消费地区才会消费，低消费地区不会消费的医疗项目。该研究与现实是相对一致的：我们知道额外的药物对病人来说是毫无帮助的。比起那些生活在低消费地区的人，那些生活在高消费地区的人获得的医疗帮助要多得多，但是这些人不见得就更健康。即使在我们控制了像年龄、性别、种族、教育和收入这样一些影响医疗和健康的因素之后，结果也是如此。
有关地区医疗水平差异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覆盖了3 400 所美国医院，研究对象是500 万名需要临终医疗关怀的医保病人。我们可能会认为地方医院让病人在重症室待的时间越久，相对于那些早早就被赶出重症室的病人而言，其存活率就会越高。然而，研究结果恰恰相反。该研究表明，病人在重症室多待一天，寿命就会缩短大概40 天。该项研究还表明，在一名病人身上多花1 000 美元会让其多活5 天或者少活20 天。简而言之，这些研究者发现“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病人存活率的提高与医疗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相关性”。
事实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发达国家的居民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和医学之昌明无关。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尽管医疗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美国所消费的边际医疗的价值。记住，我们问的问题并不是“是否用药比不用药好？”，而是“是否一年花7 000 美元要比花5 000 美元对我们的健康更有益？”我们相信现代医学可以创造奇迹，但我们也经常过度用药。这两者完全没有矛盾之处。
媒体总是长篇累牍地报道和渲染新医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所以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结论。今天出了一种更好的降压药，明天又出了一种新型的、改进的外科技术。为什么在我们的综合性研究中，这一个又一个进步不能积少成多，使我们拥有更健康的体魄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而且令人意想不到，对于这个答案，人们的意见居然出奇的统一：大多数已发表的医疗研究报告都是错误的，至少是夸大其词的。医学期刊总是渴望先人一步发表“有趣的”新研究成果，因此通常在其他研究人员重复这些实验结果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了。因此，哪怕是那些最负盛名的研究通常也只是数据上的幸运儿而已。有研究者曾经对发表于三大医学期刊上的49 篇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34 项研究进行了检测，而其中只有20项研究得到了证实。39 而且在所有公开发表的医学研究报告之中，它们是设计最完美且最受推崇的，而那些知名度较低的研究得到证实的概率就更低了。
人们对于这个难以接受的结果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扰，就是他们对于某些特定的边际医疗的价值总是坚信不已。比方说，某种起搏器对你叔叔帮助很大，而许多人买不起这种起搏器，那么你就会认为：“这种边际医疗用处颇大，何以边际医疗会毫无价值可言呢？”问题在于边际医疗弊大于利。要知道，几乎所有的处方药都会有副作用，而有时候这些副作用还特别严重。比方说，手术后通常会出现并发症。手术后病人通常需要住院，而住院会大大增加患者受感染和得传染性疾病的概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每年光是误用导尿管就导致8 万人被感染，3 万人死亡。要知道，无风险之医疗方法可谓少之又少。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尝试如此多的治疗方法呢？可能的解释很多。来看一看炫耀性关怀假设里的其他一些预测：
一：和他人攀比
既然医疗是一种关怀信号，其一定是环境敏感型的。如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医疗方面的开支都很大，你一定也会这么做。否则在别人看来，你就不够关心自己。
二：偏好可彰显我们为之努力并为之做出牺牲的治疗方式
患者及其家属总是对一些简单且实惠的“治疗方案”不屑一顾，比如说像“好好休息、好好吃饭、保证充足的睡眠、经常锻炼”等。反之，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价格昂贵且治疗方法复杂的医疗方式——新奇的医疗器械、罕见的药物以及复杂的疗程，最好还是“当地最好的医生”亲自接诊。患者在获得医生开出的药丸后，便如获至宝，一下子就感觉好多了，其实有时那些药物充其量只不过是安慰剂而已，毫无实际疗效。如果这些药丸售价高昂的话，那么患者就会感觉自己又好了一些。
三：更多关注医疗质量的外在表现而非内在效果
我们往往对医生一贯的医疗表现关注甚少，而是更多地关注医生的资质好不好、声誉高不高。在选择医生时，我们也会更多地关注医生是否为名校毕业、是否曾在著名医院就职等信息，而很少关注医生的行医记录。
四：不愿意公开质问医疗质量
如今对医疗的质疑已经成了一种中性的社会禁忌。质疑现代医疗的价值会让许多人感到不适，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医生，而且总是期望得到最好的结果。我们也很少听取第二诊疗意见。众所周知，医生难免犯错，所以这时候不妨听一听第二诊疗意见。比方说诊断癌症的时候、决定癌症治疗方案的时候，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一听第二诊疗意见。
五：病危时分，重在伸出援手
人在生病的时候更渴望获得的是能够帮到他们的医疗措施，而不是有人在耳边一直唠叨“你应该改变日常生活方式”云云。每个人都想在他人病危时挺身而出，做一个药到病除的英雄，但很少有人想一直在病人身边唠叨，喋喋不休地要求他们调整饮食，多休息、多锻炼，甚至要改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云云。虽然这些唠叨型干预的潜在效果更佳、成本低廉，而且可大幅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
当然了，解释每种现象的方法还有很多。但总的来看，透过所有现象，我们了解到：我们对“为了健康不惜一切代价”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可以为第三方所欣赏的治疗方式。消费和提供药物有两大原因：保持健康与炫耀性关爱，而这些最终造成了过度医疗的现象。
本文整合自《脑中的大象》
THE ELEPHANT I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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