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简史》-探讨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和人际交往中的私人信息管理问题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的新书《隐私简史》，因为最近成都的隐私泄露事件，推荐该书讲述隐私问题来龙去脉的图书，在隐私泄露的时代，帮助你成为清醒的当局者。

自21 世纪的头10 年开始，社交媒体的使用量就在快速增长，令人加倍担忧，那些爱出风头的人正在破坏个人信息已有的全部防线，把信息控制权拱手交给跨国公司，也不管它们与政府机构是否有勾结。或许最好不要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彻底脱节，这仍是隐私管理中早已存在的特征，只是更加集中。

首先，意愿与能力都要受限于人的生命周期。在过去任何时代，个人可达成的期望都与年龄、家庭条件息息相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对自身信息要求更多掌控权，随后作为成年人，与家庭成员一起形成新的共同认知，创建并扩展自己的朋友圈。

在早年间，对个人档案的威胁较少，但私密空间也并不多。数字媒体的兴起为人数渐众的独居人士提供了交往机会，不过独处与互联网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总体而言，老人更可能独自生活，也较少使用社交媒体。这种新社交机会的使用者中，大多数只是想要丰富在邻里、学校、家庭中发展起来的人际网络，而不是完全取而代之。

2013 年，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脸书被视为线下交际的一种延伸，也是青少年生活中固有的社交谈判与操控手段”。在19 世纪与20 世纪，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同时要和兄弟姐妹或父母明争暗斗，以保护自己的领地。写信、打电话、给朋友发短信都是逃脱家庭限制的方法。

就像伊丽莎白· 艾芙林在17 世纪末的秘密情书一样，虚拟隐私技术正是隐匿与逃离的源泉。父母们想要监护孩子的道德发展，这些交流渠道却在挑战着他们的权威。这就和关上房门，不让其他人偷看一样。有了各类媒体，就存在风险的交互。是接受无可避免的曝光，还是面对社交网络的匮乏，这就需要两相权衡。

无论任何社会层级、任何时代，个人通信中都极少存在绝对隐私。墙壁太薄，房间太挤，信封太脆弱，社交媒体太缺乏约束。问题在于能够实施的控制措施水平有限，而可能拦截信息传送的力量又高高在上。一般会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即远方的机构或个人能够知晓有信息发出，有时还能获得其中的内容。真正关键的是，这些未经允许的阅读者是否有能力完整实施监视的五个步骤，最终反向影响到被监视对象的现状或未来。

正因为如此，有研究报告了青少年社交媒体用户的焦虑来源等级，最高水平不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或跨国公司，而是妈妈，紧随其后的是老师和潜在雇主。因此问题在于要在快速迭代的平台上处理不那么透明的隐私设置，并在它们给出的机遇与威胁之间找出一条通道。在这项任务中，操作者小心判断着要向谁透露信息，选择透露什么信息，以及如何对信息加密。关键的变量并不是内容，而是信息所处的背景。

信息以一种只有特定接收方才能理解的方式与语言发出，而看到信息的其他人就多少没那么清楚。达纳· 博伊德写道：“通过这种暗语，青少年能把很多人排除在八卦圈之外，包括父母、老师和没进入核心社交圈的同龄人。”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青少年社交媒体用户中，大多数人会“将更新的状态与发表的内容写得隐晦不明，分享内涵笑话和其他加密过的信息，只有某些朋友才能看懂”。其中的用词十分微妙，包括共同知晓的典故、对人与事件的已知信息。“我发到脸书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给认识我的人看的，”一名用户解释道，“他们能看懂我在说些什么。”

尽管个人详细资料与感受都被暴露殆尽，但在社交媒体的用户中，也有刻意的沉默与聚焦。青少年会探索多种关系的可能性，试着使用多重身份，并为特定读者编制不同信息。没有一条渠道、一套信息能囊括用户对自己的全部认知。读取数字交流中埋藏的深意需要专业技术，虽然有语义识别方面的投资，但这仍是监控系统所努力实现的目标。

从数十亿被拦截的电子邮件中自动筛选出关键词是一回事，在无聊的青少年日常交谈中重构出话中含义就是另一回事了。一直以来，隐私的最佳保护就是交流过程的复合性。无论是蒙田在16 世纪划分的各类面部信号，还是尼克拉斯· 卢曼从不同语言交流中找出的内容、表达与理解方式的差异， 旁观者与社交网络中某次交流的背景距离越大，所累计损耗的理解力就越多。

将信息视为一种个人财产，这对隐私的价值既是夸大，同时也是低估。在现代工业社会与通信系统的压力之下，如果对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所有想法、事实与感受都能自主掌控，就可以说是杰出人物了。为应对数字革命而出现的数据保护立法将掌握自身详细档案的个人摆在了首要位置。人们强调要有封闭的亲密关系，但代价是情感模式更为松散多变，更注重从身心两方面逃离他人的过度陪伴的需要。这些孤寂的自我满足方式根基浅薄。

独处有其自身历史，正如我们所见，至少可回溯至中世纪晚期的秘密祷告者。但在宗教形式中，这其实是在回击对孑然独立者抱有的忧虑，而且也被接纳为集体仪式的一种。而在此后更为生活化的表现里，独处更像是一种为社会关系充电的方式，而不是要彻底脱离社交。

关于隐私保护的主张蕴含在海伦· 尼森鲍姆所定义的“背景完整性”（contextual integrity）中，即指特定社交过程中与信息传递相关的规则与预期。对某项个人信息是要和盘托出还是有所保留，有赖于在这次交流中感受到的双方平衡关系。为获得诸如信用之类的现代经济基本商品，人们可能会轻易同意交换。如果双方关系极不对等，或者管理规则根本就很含糊，就有必要进行干预，但这种需求是源于特定的谈话背景，而不是因为信息属于某个类别，或者有强制获得信息的要求。

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削弱了对隐私保护的支持。正如普莉希拉· 里根所言，“隐私政策的哲学基础过于强调隐私对个人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更广泛的社会重要性”。同样地，它也低估了隐私对民主自由发挥功能的重要性，个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只好让步于政府机构的观点。“保护个人隐私不必让社会付出代价，”丹尼尔· 索洛夫写道，“事实上，保护人民隐私的价值应当体现在其社会收益上。”

过分将重点放在个人资料的保护上，让界定“隐私的合理预期”更为不易。这让人生出匿名与信息自治的愿望，而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行的。与此同时，这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不再关注特定背景下交流过程的复杂与微妙，以及窃听者所面临的挑战。古往今来的各种监控形式带来的威胁重点不在于对隐私的破坏，而更多地在于对所交流的信息的歪曲误读。

最爱月光白2020-12-13 17:59:47

最后一句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