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社会学领域的跨学科革命

在国际关系学界，没有人不知道亚历山大·温特，他喜欢跨界，当年凭借将社会学的研究引入国际关系，写就**《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他赢得巨大声誉，他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建构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2017年，在一项对全世界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中，温特被评为国际关系领域过去20年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2015年，温特再次跨界，十年磨一剑，写出堪称神作的《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这次他的雄心更大，横跨量子力学与社会科学，试图实现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本体论统一，甚至掀起一场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教授认为本书“极富冲击力的思想无疑为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开出一方新的天地”。

以下是该书书摘：

国家在哪里？

设想如果地外文明来到太阳系，并从天空勘察地球，如果他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设备跟踪亿万人的行动却无法了解我们的思想或语言，这些外星人是否能观察到任何社会结构呢？

以国家为例，我们一般通过三种方式来理解国家的本体论，而所有这些方式最终都是结构性的。在日常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国家经常被视为能动者或“个体人”。这些“个体人”充斥媒体、历史书籍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被假设为拥有利益、观念、理性以及目的行为能力的能动者。但是外星人是看不到这些能动者的，尽管反对意见十分聪明，国家却并没有物质实体因而无法真正成为人。如果以国家名义行为的真实人群以一种他们“仿佛”是单一能动者的方式行事，那么这只是因为他们通过社会结构被捆绑在了一起。

研究国内政治的学者更有可能将国家明确理解为社会结构，也就是一套能够以共善（common good）之名使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成为可能的机制。但是我们的外星人朋友同样无法找到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不仅因为国家非常庞大，很难观察它们的整体，而且由于制度与作为能动者的国家一样，也不是物质客体。也许会有人拒绝这种观点，因为现代国家的确有定义清晰的疆界，由栅栏以及带刺铁丝网界定。但是外星人如何能够把这些边界与牛圈和门禁社区的栅栏与带刺铁丝网区分开来呢？也许可以通过标示上百万人的行动来辨识，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这些模式既可能是统一疆界以内的活动也可能是跨越疆界的行动。

最后，国家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践（practice）。在这种意义上，并非能动者或结构构成了国家，而是实体化的实践，如警察将超速司机拦下公路、外交官之间的交谈、士兵射杀敌人。用这种方式，外星人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因为他们的摄像机至少可以捕捉到确实是国家的一些事物——国家的个体能动者。但是他们又如何能够在首先理解（不可见的）社会结构之前便了解那些人的身份呢？毕竟是前者构成了后者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

所以，在物理空间上来讲，国家在哪里？如果这一问题看起来奇怪，那是因为通常我们根本不会将国家视为汽车或猫一样拥有位置或可见的事物。国家被视为集体意向，思想的客体，我们的观念与愿望都被导向这一客体，但究其本身它却并不是物质的客体。换句话说，在能动者、结构或实践之前，国家首先是一种心灵状态（state of mind）。在这方面，国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天主教堂、资本主义市场以及大学也都是集体意向，只有当你已知它们的存在时才能“看到”它们。对于物质客体来说，眼见为实。而对于社会结构来说，却是信则有。

当然，有些物质客体也不能通过肉眼看到，如病毒、遥远的星系以及红外线。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原则上它们毋庸置疑都是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正如显微镜、望远镜以及红外眼镜所证明的。这是由于它们属于经典物质现象，因此不依赖心灵存在（mind-independent）。与此相反，社会结构的存在则是基于心灵的（mind-dependent），因此没有尚未被发明的技术可以帮助外星人看到它们。的确，即便外星人能够扫描我们的大脑，它们也是看不到的，因为社会结构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面”，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这并不是说通过对我们行为的仔细研究以及根据其自身经验进行外推，外星人无法推断出国家的存在。但是那将意味着通过学习来阅读我们的心灵，以我们的方式来理解国家。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外星人便只能向其母星报告，虽然地球充满生命或许甚至是智慧生命，那里却没有任何国家。

物化（reification）的威胁

事实上，社会本体论中的“位置问题”（location problem）并不难解决，因为只要我们想找，便可以找到国家以及其他社会建构系统（socially structured system）。此外，围绕着我们至少可以从理论上了解不可观测的实体这一观点，批判与科学实在论者（critical and scientific realists）已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哲学。但是，考虑到它们是依赖心灵而存在的，我们并不清楚社会结构如何可以和唯物主义本体论保持一致。如果实在真的只是经典的物与能量，那么不可观察的社会结构就不应该比意识更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如果后者最终只是错觉，那么社会结构也必然是错觉。

对于坚持社会结构假设的学者来说，这样便带来一个物化的威胁。使用“物化”一词，我所指的是“社会所引发的似物性（thinglikeness）错觉”。虽然我们经常将社会结构视为存于世上的客体，从经典观点来说它们是不应该存在的。当然，关于社会结构存在的共享观念使得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十分真实，我们基于这些观念的行为，就好像相信女巫真实存在的观念使得人们以女巫确实存在为前提来行为一样。此外，社会理论家不断警告不应将社会结构物化的事物。但这恰恰就是关键所在，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不是物质的事物，那么在万物皆为物质的经典世界中，社会结构除了是错觉还能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经典物理约束，那么假设不可见社会结构的存在便必然意味着它们的物化。

我并非试图说明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或不具有因果力（causal power）。相反，问题在于CCCP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任何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在本体论中保留社会结构的话，则必须将其置于量子而非经典物理的基础之上。

仿佛解释与非科学假想

也许有人不认为这种观点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realist epistemology）前提的。对于实在论者来说，科学的目的是将世界还原为其本相，因此在社会解释中探讨意向性现象——无论是在能动者还是结构层面——便是假设意向性现象至少是暂时真实的。心灵哲学家金在权（Jaegwon Kim）在提到心理学中的心理因果性（mental causation）相关问题时曾说：

作为理论科学的心理学能够产生基于规律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可能性，是基于心理因果性的实在：心理现象（mental phenomena）必须能够作为导致身体行为（physical behavior）的因果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根据推定，一种在解释中援引了心理现象的科学是致力于这些现象的因果功效性（causal efficacy）的；若要任何一种现象具有解释力，它在给定情形下的存在与否必须是有影响的——因果差异（causal difference）。

但是，当下许多社会科学学者却赞同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前者如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者如经验主义（empiricism）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坚持将意识或社会结构看作真实的话，援引它们的解释似乎只会指向生机论威胁与具体化威胁——而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

例如，设想一位经验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如何思考涉及意向性状态的解释。以他们的观点来说，评判理论的基础不应是它在还原世界本来面目方面的表现——因为世界的本相在终极上是不可知的——而应是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预测、解决问题或只是勉强应付。理论只是工具或手段，而无须被视为确实正确的。由于人们仿佛拥有意向性状态因而行为的假设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即便意向性状态最终是错觉，如果我们在等待合适的唯物主义解释出现之前便预先将意向性解释排除在外，那将带来很大的损失。因此，无论意识与社会结构可能给实在论者带来怎样的问题，从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或“仿佛”的角度来说，我们都不应因为哲学家的警告便放弃最好的解释工具，无论是否存在生机论或具体化的威胁。

的确，有人可能会进一步强调这一反对意见，进而从整体上否定物理学对社会科学的约束，他们可能会指出即便在自然科学中，明确假想条件如完美气体和无摩擦平面，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正像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在其“仿佛哲学”（philosophy of the As If）中所认为的，假想对所有科学实践都必不可少的话，那么为何社会科学学者就应当仅仅因为哲学家无法解释意识或社会结构便放弃对它们的讨论呢？只要它们有助于推动知识的进步，便应当像其他任何科学假想一样得到支持。

虽然经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于科学中的幻想此处并非指科幻文学。——译者注（fiction）持开放态度，他们对于那些不可能被视为科学的假想事物，如上帝或幽灵则持否定态度，在这一问题上生机论与具体化的威胁仍然有影响。怎样定义“非科学的”的幻想？在现有文献中，这一点受到的关注出乎意料得少，大概是因为在方法论层面上作为无神论者的现代科学家本就无意将超自然力量纳入他们的理论。但是为何不可呢？一些基督徒认为邪恶的行为是由魔鬼造成的。这种解释自洽、简洁甚至还提供了一个因果机制。但是，我猜测多数社会科学学者都会先验地否定这一观点。我们也可以用生命力的例子。它也许无法解释有机体的功能，但是它的确试图解释生命的本质，而唯物主义者尚未解决这一谜题。但在当前关于生命的讨论中，没有人认为生命力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便作为权宜的假想。

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的隐含理由，似乎是因为在现代科学中，只有那些至少在原则上属于CCP范围之内，即物理的幻想才是合理的。正如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对假想模型的描述：“每一个模型系统本身如果是真实的，便都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对物理实体的安排。”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也同意魔鬼并不是合理的科学假想。但是，“物理”的意涵仍然是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导向我们所谈论的是哪一种物理学。在量子物理中，物理性（physicality）可以包含心理性，也就为意向性状态打开了大门（我将在后文阐述，这扇大门也同样对生命力敞开）。在经典物理学中，物理性只意味着物质性（materiality），而唯物主义似乎永远也无法解释意识。换句话说，即便从“仿佛”的角度来说，只要社会科学被认为是受经典CCP所约束的，意向性状态与社会结构便与魔鬼和生命力一样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位置。

简述我的核心问题与答案

我提到生机论与具体化的威胁的原因并不是想说社会科学学者应当在解释中放弃意向性现象，如行为主义者和取消式唯物主义者主张的那样。首先，假设了意向性的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加有力。行为主义给予我们的知识非常少，而神经科学还太年轻（而且即便该学科将来发展成熟，又怎样解决玛丽的问题呢？），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意向性现象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解释。其次，第二个保留意向性现象的理由是有关伦理的。只有通过承认意向性，我们的研究对象——即有意识的个体人——才能出现在我们的研究中。只要社会科学是关于这些研究对象的，以他们行为的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mplications）为形式，不将其主体性全然从研究中抹去便是重要的——否则，我们还研究谁呢？我认为社会科学的部分意义便在于为事件赋予意义，通过将那些似乎无法解释的因素纳入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模式当中；而如果我们否定了我们受众的主体性，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但如果是基于经典CCP，结果便会是心理与物质现象之间事实上的二元论（dualism）。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我们面对着“两个不兼容的本体论……一方面是主体性与自由能动性的本体论，另一方面是事物与客体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使存在着不可调和差异的实证主义者与解释主义者相互宽容和平共存。由于只存在一种实在，从自然主义者的角度来说，只有当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时才能接受这种二元论，而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社会科学学者的确一直在号召超越这种二元论。但是如果上述论点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在心身问题上保留经典论述，社会科学学者的这种努力便注定将会失败。只要缺乏全面的理论途径，便无法克服“自然的分歧”（bifurcation of nature），而这是唯物主义的遗产。

因此，本书的核心问题是：（a）量子理论如何可以解释意识及意向性现象，继而统一自然与社会本体论；（b）该问题的答案对于当前社会理论的争论将有怎样的影响？虽然这些都是非常哲学的问题，但它们在社会科学链条上的实际影响是更偏上游的，从方法论训练，到概念的生成、理论的建构，以及实证研究。因此，本书的读者对象是所有社会科学学者，而并非只是那些对其研究哲学基础感兴趣的学者。

当哲学争鸣长期存在而无明显进步时，一种取得突破的方式是审视各方观点有何交集。在心身问题上，一个关键的、常常不被明确表述的假设是：物的本质是明确的，而“问题”出在心灵上。具体而言，一般假定构成身体的物（matter）完全且仅只是传统意义上物质的。这一假设有两个源头，一是我们经验上对于普通物理客体具有重量与边界但无内在主体性的认识，二是经典物理学350年的发展中通过这一方式描述宇宙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但是自量子革命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在亚原子层面，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崩塌为波函数。其实不仅是这一概念，整个原子论的、决定论的、机械论的以及客体性的经典世界观都已崩塌（第二、三章）。但是，并不是说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对于现实的问题量子物理学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便是激烈争论的焦点，而争论方有至少12种对于量子力学的“诠释”（第四章）。这一争论的其中一大问题是哪一种经典假设（如果确有其一的话）能够被挽救（salvaged），而保留这一假设将带来怎样形而上学的代价。例如，虽然对于物质是微小客体的经典观点崩塌了，量子理论并未说明心灵存在于亚原子层面，而这可能在更广的意义上保存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无根本心理性（No Fundamental Mentality）。但是，量子理论的确迫使那些想要保留唯物主义的人接受一些非常极端的后果。每一种对量子理论的解读都如此，它们都做出了不同的取舍，但都同样的反常识。

无论你倾向哪一种量子理论诠释，这一争论的存在说明物的本质与心灵的本质同样是个谜。再次借用蒙特罗的话，在心身问题上，我们不仅有心的问题，也有“身的问题”。唯物主义者会反驳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心的问题发生在量子以上的宏观层面，在宏观层面上物具有人们所熟悉的微粒或能量特性，而出于所有实际考虑，经典物理对宏观层面的描述都是成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量子理论不适用于宏观层面，它可以应用在所有地方，因为整个宇宙都是量子的。但是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当波函数相互作用时它们便坍缩或退相干为粒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宏观世界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经典的样子。因此，唯物主义者可以认为即便物在终极的量子意义上不再是我们习惯的、传统认识的物，与心身问题相关的物仍然是。

但是如果正统观点是错的呢？如果心灵的物理并非经典，而是量子的呢？这里并不是在琐碎意义上说整个实在都是量子的，而是在实质意义上强调意识本身是量子力学的。这便是“量子意识理论”的激进假设（第二部分）。该理论由两部分构成：量子大脑理论（quantum brain theory）与泛心论。后者在解决困难问题上起着主要作用，而前者在回应对后者的批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这些要素，我将比该理论的多数拥护者走得更远，我认为该理论隐含着一种新的、量子形式的生机论。

量子大脑理论假定大脑能够在宏观和有机整体（whole-organism）层面维持量子相干性——即波函数（第五章）。该理论的拥护者尚未在大脑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各种可能性。最为先锋和知名的学说由斯图尔特·哈默洛夫（Stuart Hameroff）与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创立，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有许多其他学说。不过无论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结论都是一致的——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

关于量子大脑理论是否正确这一问题尚不确定，且极具争议，但是该理论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有两点理由也许可以解释人们对该理论的兴趣。

首先，我们对于神经层面之下的大脑所知甚少，因此我们今天“知道”是错误的也许将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其次，在意识问题上，经典视角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因此，对于质疑量子意识理论不可能正确的人来说，人们可以轻易地反驳：经典意识理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量子大脑理论将亚原子层面所知的效应向上延伸至大脑的宏观层面。但是，仅靠这一点该理论尚无法解释意识，因为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任意物理系统即便是像量子计算机一样难以想象的复杂系统，能够具有意识。这一问题将由泛心论的本体论来解答（第六章）。

泛心论则将宏观层面的已知效应——即我们是有意识的——向下延伸至亚原子层面，也就是说物质内在是有心灵的。基于这一根本心理性（Fundamental Mentality）原则，泛心论不仅反对唯物主义，而且反对唯心主义与二元论。唯心主义者给予心灵优先地位，而泛心论者只是将心灵视为物的其中一个方面，而不认为物可以还原为心灵。同理，虽然泛心论者在心身不同这一点上与二元论者意见相同，但是不同于后者，前者并不将物视为纯物质的，因而心灵是物之上的实体（substance）。心身构成一种二象性（duality），而非二元论。后文中我将谈到，这种二象性涌现于既非心理性亦非物质性的基本实在（该观点被称为中立一元论）。

泛心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近现代的伟大哲学体系如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叔本华（Schopenhauer）、怀特海（Whitehead）等体系也有相关表述。但是正如生机论一样，20世纪40年代之后，泛心论便在西方哲学中成为笑柄，因此在心身问题的文献中被忽略了几十年。因此，这一想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心灵哲学以及（有趣的是）物理哲学中的强势复苏也许正凸显了唯物主义的当代危机。因为与经典物理学不同，量子力学给了心理一个明确的位置——波函数的坍缩。正如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所言：“心灵已存在于每一个电子之中，而人类意识的过程与电子选择量子状态的过程之间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差别。当量子状态之间的选择由电子做出时，我们称其为‘概率’。”需要明确的是，量子理论并不意味着根本心理性，但是从物理上量子理论允许心理性的存在，并因此产生了十分优雅的量子物理诠释。因此，量子意识理论意味着现代科学最为深远的两个谜题——如何解释量子理论与如何解释意识——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我在这里不怎么关注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使这两个问题进行对话能够让我们为后一个问题引导出答案。

这样便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生机论的威胁问题（第七章）。在前面，我用这一威胁发展出一个意向性解释的反证法（reductio）：由于“我们都知道”没有生命力这种东西，意向性解释便与生机论一样是非科学的。而现在再来看，生机论者又似乎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通过量子生物学快速发展的文献来推断，我认为存在着一种不可还原的“生命力”，即量子相干性，只有通过内在的经验才能感知。在这一“量子生机论”（quantum vitalism）中，我们最终会得到以下哲学思想的升级版本：歌德（Goethe）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19世纪的浪漫主义（romantics），以及之后的叔本华、尼采（Nietzsch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等。这一观点质疑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形而上学假设，即所有终极解释原则上都必须是“死的”。量子意识理论认为经验可以贯穿各个层面并存在于微观粒子，进而挑战了这种死亡哲学，应和了伟大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的观点：物理学最深刻的问题最终将通过生物学得到解决。量子生机论不仅不会将意向性状态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反而恰恰是意向性状态的基础。

如果量子意识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对人类和社会的物理约束便要遵从量子而非经典世界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经典世界中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在量子世界都是可能的，因而量子观点不仅为社会科学克服二元论提供了机会，还能够完全扩展我们对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概念的认识。

量子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它的正面启发（positive heuristic），是通过量子理论重新思考人类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探讨量子意识理论对于社会本体论的启发，特别是能动者结构问题。在进行这一尝试时，我并不奢望能够对该问题相关的庞大文献进行全面恰当的整理，目前为止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是基于隐含的经典前提。我的目标只是以一种仿佛是首次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方式，通过量子视角来建立能动者结构问题的理论。

在第三部分，我将聚焦于人类能动者，并将其从社会背景中隔绝开来，借此解密个体量子心灵为社会层面带来的影响。我将分别用一章来探讨三个心理官能（mental faculties）——认知（cognition）、意愿（will）以及经验（experience）。在第八章中，我将归纳量子认知、决策以及博弈论，在这些领域中关于人（sic）的量子模型拥有最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的结果是，相对于经典观点，即人类的大脑中有一套确实的心理状态且人类基于它们而行为，这些状态其实只是作为“叠加态”（superpositions）或潜在状态的波函数形式而存在，直到这些确实状态在相互作用中被生成。我将这一点联系到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所建立的能动性施为观点（performative view of agency），并说明量子心灵是这一施为观点的物理基础。在第九章，我将对意愿进行讨论，我认为量子模型所支持的两个观点与常识保持一致，但在经典观点看来确是反常的：意愿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而它的因果力是目的论而非机械论的。最后，在第十章，我将讨论经验，特别是我们的时间经验，我认为它呈现一种时间上的非定域性。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改变过去是可能的，不是叙述性的而是确实地去改变过去。

在第四、五部分，我将讨论社会结构的本质。虽然我在第三部分将能动者相互隔绝开来讨论，但贯穿各章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我们自出生便在社会结构中发生纠缠（entanglement），人类的心灵是无法完全被分隔的。不可分性是指量子体系的状态只能基于其与相对更大整体的关系来被定义。这是量子力学非定域因果性（nonlocal causation）的基础，也使得量子现象是不可还原并具有整体性的。

在第四部分，我将聚焦于语言这一特殊例子，语言是其他所有社会结构的媒介。在这一部分，我的讨论将会基于迅速发展的关于量子语义（quantum semantics）的文献，这些文献说明概念呈现了一种“语义非定域性”（semantic nonlocality）。从这些研究中，我主要选取两点启示。首先，主流观点认为语言含义（linguistic meaning）是组合式的，其基础是隔离开来的基本单元，而与此相反，语义非定域性意味着意涵是不可还原和背景式的（第十一章）。其次，这一点继而为他心问题（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即关于人类如何才能相互了解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光使得视觉对象的非定域“直接感知”（direct perception）成为可能，基于与光的类比，我认为语言能够使我们与其他心灵做同样的事——即语言就像光一样（第十二章）。

最后，在第五部分我将更直接地讨论能动者结构问题，并挑战涌现论（emergentist）本体论与还原论（reductionist）本体论，前后两者分别与批判实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相关联。在第十三章中，我挑战涌现论本体论，主张社会结构并不是空间中存在于我们之上的确实实在（actual realities），而是本质上被非定域共享的波函数所构成的潜在现实（potential realities）。这样，量子理论便强调了一种“扁平的”而非分层的社会本体论，在这一本体论中只有个体人才是真实的实在。虽然这样看起来像是在为个体论（individualism）背书，量子理论的整体论（holism）与非定域性说明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这里的关键所在是量子背景下涌现的独特特质。当应用于社会生活时，量子涌现（quantum emergence）为能动者结构问题给出的解答与最近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类似，根据实践转向，能动者与结构都是实践的涌现效应。在第十四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生机论的社会学。以国家为例，我认为国家是具备了集体意识的全息有机体（holographic organism）。

喵喵哒2021-09-12 12:56:53

感觉这大哥既不懂神经科学也不懂量子力学。。。好民科。。。。。。。。

土拨鼠2021-09-05 08:47:48

我的赫尔墨斯啊！